樂觀與悲觀的邏輯是什麼？ ── 回應鄭秉泓〈「銀幕配額」在台灣可行嗎？〉

第17屆台北電影節開幕片《菜鳥》。取自台北電影節官網

 

謝謝影評人鄭秉泓老師對拙文〈誰扼殺了台灣電影〉的回應文章（以下簡稱「鄭文」），也讓我有個機會，將一些沒說清楚的意見，藉此稍微再展開一下，與鄭秉泓再作些商榷。

鄭文比較詳細的說明了WTO根據「關稅貿易協定」（GATT）對電影產品之「文化例外」的規定，以及韓國電影政策在「銀幕配額」上的發展歷史，並提供了相關資料的連結，這些說明與資料都十分重要。鄭秉泓在回應文中對台灣電影的關切熱情與真誠的憂慮，我必須先表達敬意。

鄭文在介紹過韓國的銀幕配合經驗後，認為台灣並不具備足夠的政經及文化條件，來「橫向移植」韓國的銀幕配額制度，則是我希望再與之商榷的地方。鄭文的論點是：1.台灣已過了實施此政策的最好時機；2.銀幕配額制度與本土影片票房沒有直接因果關係；3.若實施銀幕配額制度，得利的大抵不會是我希望「保護」的小眾優質電影，而仍是國產商業電影與爛片；4.建置一套透明的全國票房統計系統，才是讓台灣電影邁向健全產業的務實的第一步，而不是銀幕配額制度。總的來說，鄭文不認為執行銀幕配額能產生什麼改變，乃是基於作者對台灣政府的魄力，與台灣人之民族性這兩方面的缺乏信心。

首先，關於時間點的問題。鄭文指出，在台灣為加入WTO，完全屈服美商壓力而逐步放寬、終至全面取消外片輸入拷貝及映演戲院數目之限制的2002年，到《海角七號》開創國片票房氣勢之前，國產電影的市場占有率曾不到1%，那時對銀幕配額制度也許是個可行的時機，但此「最好的時機」已過。鄭文援引了一項說法，是自2008年後到現在，國片的平均市占率已在17%(註)。 姑不論這數字是否準確，或者它代表怎樣的意思，也暫不提韓國本土電影市占率在最低迷時都有這個數目，而現在也仍保有近半數的市占率；我想問的是，台灣電影是否應該滿足於從1%到17%的「成長」成績？或者，鄭文提醒的從1994到2002年間，也就是從國民黨輪替到民進黨執政的台灣政府，放寬至全面解除對外片拷貝與映演戲院限制的舉措，讓我們更應該提問的是，為何台灣政府這麼禁不起美商壓力？

想當然爾的說法多半會是，台灣太小，又想加入WTO，得罪不起美商所代表的美國政府，因為台灣還需要美國來抵擋中國的入侵。然而這種思維或心理，只能反映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對於如何以台灣為槓桿，巧妙周旋、平衡於美中日大國，全然缺乏想像與操作的能力，總以為非把自己靠向哪一邊才能生存。美國是否理會台灣，跟台灣要不要把自己從影視產品到農產品市場全部敞開、或花鉅額預算購買美國過時軍備，並無關係；怎麼開放市場、買不買武器，台灣作為美國在冷戰時期西太平洋列嶼防堵中蘇的一個重要前哨，以及今日繼續控制中國崛起的一顆關鍵棋子，美國都不可能不「重視」台灣。

我的意思是，若對國際現實政治能換成這樣的戰略思維，同時不至於見到美國人就莫名自卑的心理上先矮半截、總是要絡繹不絕的跑去華府輸誠的話，台灣其實是有「得罪」美商與美國政府的客觀現實條件的。但是，如果台灣將「不能得罪美國」作為無上指令、並默認了自己徹底無能的話，當然其他就不必談了。若非如此，在美商公司仍壟斷絕大部分台灣戲院票房的今日，我認為從未執行過的銀幕配額，任何時機都還是好時機。

鄭文接著討論銀幕配額與國產電影票房，有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根據馮建三的研究，韓國電影在1993年的票房只剩下16%，然而在電影人以社運方式強力監督下開始執行銀幕配額制度，隔年票房立刻翻回20%，且此後一路攀升。鄭文也提供了一個攀升的數據：2006年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占率已達到60%！而在鄭文提供連結的一篇關於韓國電影產業之銀幕配額的文章顯示，雖然韓國政府為防止本土電影市場過熱而縮減了銀幕配額的比例，但是在韓國電影已經因為此制度，讓本土製作能力結實壯大之後，到了2012年的本土電影，仍有50%的市占率。如果這些鄭文自己提供的資料，都不能證明韓國銀幕配額制度的實施，與票房提昇之正面直接關係的話，我不知道還能夠怎樣來解釋這些數據的意思？

 

2006年韓國明星金喜善參與抗議銀幕配額下降。

 

然後，鄭文提出了一個關於實施銀幕配額制度之後誰得利的好問題。鄭文推測，若此制度2015年在台灣執行100天的本土電影戲院配額，很可能少數幾部商業電影甚至大爛片就占掉了八成，其餘國片得瓜分那剩餘的二成映演時間。以台灣目前的觀影口味，這個現象與比例推測確實很可能。然而，就以鄭文根據「國情」而含蓄的只給100天配額的這個設定來說，這「二成」的映演空間，意思是全台灣的每一家大小戲院，一年裡必須同時或輪流有20天，也就是整整三週的每一天、每一場影片（意即，不是只有台北市「國賓長春」或「真善美」這樣放映比較藝術性口味的電影院，或者其他戲院某個極少人有空去看電影的一個日場），放映的都是相對較有品質或有些創作企圖的台灣電影！想想看，過去以來的國產電影，每年到底有幾部片子，能夠在甚至只是一個院線的一個小廳裡連映三週不被下檔？

台灣電影的映演空間被壓縮到何等可憐的程度，相信秉泓與所有台灣電影人都很清楚。我不認為徒有理想但拍得不好的電影需要被保護，一定的市場檢驗作為競賽和進步的機制是必要的；但是這個競賽機制，需要先有起碼的公平合理生態作為培養土，然而自新電影起，台灣什麼時候擁有過這個土壤？有些電影創作者不見得非常在乎票房多寡，而更希望他們的創作心血能夠起碼被看到。銀幕配額制度，保護本土電影票房的這個目的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能夠保障國產電影有先被更多國內觀眾看到的權利和機會。一部電影費盡心力甚至傾家蕩產拍完了，卻動輒被戲院一週內撤下、或象徵性的留個沒人知道的日場。長期下來，創作者能不沮喪、放棄電影夢想、或投降改拍純商業爛片嗎？觀眾觀影口味之既有結構沒有機會改變、寬闊起來，然後我們回過頭來又拿這樣的結果，稱之為「市場競賽的檢驗」。這跟幾十年來台灣爛電視長期把觀眾弱智化、然後電視台說觀眾只要看這些爛節目，是一樣的邏輯。這對電影創作者與觀眾都不太公平吧？

謝謝秉泓提醒，我的前一篇文章確實沒有將希望銀幕配額制度能夠成就什麼說清楚。不過秉泓恐怕猜錯了，我並沒有特別希望《刺客聶隱娘》、《醉．生夢死》或《行者》這類電影創作，能在此制度的羽翼下得到更多映演天數。我認為電影主要仍應該是大眾的娛樂媒介與藝術形式，因此電影應該更多的在「寓教於樂」、而非「寓教於精緻小眾藝術」的方向上努力，讓它能在叫座的前提上叫好。銀幕配額制度，是讓希望有這樣創作企圖的電影人，能夠有個受到起碼之制度性保障的機會與平台，充分練習叫座且叫好的技術，而非只能重複停留在某種娛樂技術不到位（我想強調，這個「娛樂技術」不必然是大資金高科技的製作）、其創作理念中的政治性或藝術性又不敢痛快發揮的尷尬作品；或者，在長期受挫之後，只能被迫往蔡明亮或豬哥亮這兩極的方向傾斜。

鄭文最後樂觀的認為，近幾年台灣電影每年上映片量已在40部以上，「年產量穩定」，因此銀幕配額絕非台灣電影的關鍵問題，先建置完全透明的票房統計系統，才是務實的第一步，且它有助於政府在電影政策上做出正確判斷。我同意公開透明的票房統計系統應該同時進行，也是迫切之事；然而，如前所述，這40餘部片子裡，有多少部作品可以讓創作團隊不擔心下一部的資金、不必抵押房子，甚至讓觀眾知道有這部電影在上映，或者在好萊塢大片車輪式循環佔據之下，會輪到去買張票看它？如果多數國產電影仍苦哈哈的被擠壓在大片檔期縫隙中沒有票房，那麼票房統計透明了，對這些照樣是被壓縮排擠的國片映演機會，能自動有幫助嗎？而政府若根據透明或不太透明的票房來擬電影政策，會不會也得到如北市府倪局長一樣的結論，認為北影節藝術取向的電影策展無用，只需要挹注更多資源在主流商業電影與工業技術面方向就好？

鄭文對於在台灣實施銀幕配額制度充滿疑慮，歸根究底，似乎在於作者其實是對台灣的民族性不抱期待。我相信有民族性這個東西，也當然知道台灣不是韓國，所謂「韓國能，台灣不能」。但台灣的民族性果真如此宿命的話，那麼透明之票房統計系統一樣是與虎謀皮，也不必期待它有可能被執行。民族性的宿命觀，即一切努力皆屬徒然，意味著這個島嶼上的台灣人只會妥協、鄉愿，沒有改變自身的可能。但民族性是歷史化的、後天的結果，而非開天闢地的生物基因；要改變它雖然確實困難，但並非完全不可能或「無解」，否則依此台灣華人的民族性說法，我們應該還活在屈就現實、逆來順受的戒嚴社會與獨裁政體裡。過去西方不認為亞洲社會能有真正的民主，而民主化在台灣依然發生了，雖然其內容仍在緩慢的調整與進步中。如果民主化都可能因為一群人的決心與團結而發生，對於只是一個電影銀幕配額的制度，或許不需要太快的賦予失敗主義的悲觀預測。

我同意秉泓，銀幕配額不會是台灣電影的萬靈丹，還有很多其他的配套要一併進行。我只是試圖拋磚――冒著近來「拋磚者」容易把自己弄一身腥的風險，提醒關切或疼惜台灣電影處境的夥伴，應該團結起來以改善自身的創作和生存處境，以及應該團結在什麼施力點上。當中國許多有心改變自己生存或創作處境的電影人、文化人或任何人，並沒有「團結行動以改變自身處境」的政治條件、並因而極度羨慕台灣人民時，我們更應該以行動回應他們的羨慕和渴望典範的期待。殷盼對台灣電影文化有使命感與強大熱情的秉泓，發揮更多能量以鼓舞、聚集台灣電影人團結起來，翻轉台灣電影的宿命。
(註)：不過，根據馮建三教授的研究，2008年因《海角七號》帶動的國片總票房提高到12%，而其後兩年平均再次低於5%。過去四年平均的市占率則高於14%，但主要集中在少數商業大片。若馮建三的資料無誤，則過去八年的國片平均市占率似乎不太可能達到17%。

 

（本文首刊於《報導者》，原文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aiwan-mov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