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提出「公共媒體法」的研修，並提出整併台灣主要三家公共媒體（公視、中央社與央廣）；但在進行集團化的大型工程前，其實可以嘗試從小型且重要的合作專案－公共媒體平台－著手進行。　

腹地窄小的香港，一度作為華語電影業的跨國生產／分銷網路之輻輳而大放異彩，立基於香港的電影人與資本養成了管理、吸納與再利用地方差異性的能力。而今成龍之見恐怕還短淺，教「東方好萊塢」曾經先進的商業腦袋，退化成宣傳機器。

《幸福路上》的出現，雖然在本土動畫中足以記上一筆，但要說《幸》是台灣動畫產業發展里程碑，就還太早。

本來不是很想花力氣寫《與神同行》，因為覺得不需要再幫它宣傳。但是前幾天看到王浩威也讚不絕口，甚至說看完這部電影動搖了他長久以來不喜歡韓國的情意結。覺得真是不可思議，那就，還是說一下好了。

日前刊出的〈《血觀音》機關算盡？就是沒算這一件……〉一文獲得許多朋友的閱讀和回應，除了很感謝大家並希望能夠繼續支持《共誌》，我覺得也有義務要再補充一些資訊。但這會是我個人對《血觀音》的最後論說了。

楊雅喆在金馬獎舞台上拉出「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布條，真的很帥！但是我私心覺得，如果他在編劇上也能夠認真計較這些「局外人」的角色安排，他會更帥。

或許槍桿子與董事會席次的掌握才是。

往東走太平洋，或者往西走大西洋，古巴距離亞洲都很遠。不過，在亞洲，歷經人事滄桑，仍有不少國家與古巴的政治關係，至今未曾改變。

走過一年後，戲有下檔的時候。植劇場留下什麼？特別對於瀕臨創作人才、觀眾大量流失的電視圈，植劇場的經驗特殊嗎？以一個最近重拾看電視樂趣的觀眾角度來說，我注意到的反倒不是個別內容的特殊性，而是制度上的特殊性。

在世大運成功閉幕、及台灣英雄慶祝遊行的激情後，該如何看待運動與政治的關係？棒球迷「好想贏」的韓國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不管是專賣內幕書籍的「銅鑼灣書店」、收視十年最高的《人民的名義》，或是每日數十萬中國網民翻牆觀看的「郭文貴直播」，都反映中國的貪腐問題，已經是中國的核心問題。

客家、原民與台語電視頻道的打造，效果不會產生巴別塔的隱喻；不但不會，更正面的願景，並且更能號召努力的目標，是要國人在輕鬆當中，得到較多的機會，接觸因陌生而增添趣味乃至於益智的經驗。

「假創業真外包」雖然是毒蘋果，新聞工作者卻不能閉口不談新聞產業的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