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基百科到各類電影影評，對《1917》的最基本定位都是「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戰爭片」。但我覺得它不是。所有圍繞著「戰爭片」這個類型的優缺點評論，恐怕也都不成立。那它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呢？

加速社會下，高以翔倒地猝死的背後，應該還有無數的現場導演、攝影等，猶如等待果陀那般，等著不知道何時突然襲擊的死神。

節目組存在安全生產隱患，不言而喻，必須責令其進行認真檢討和改進。但我們的反思，是不是僅僅到此就打住了？別簡單地批評浙江衛視節目組草菅人命，無謂地停留在嘴炮上，一線省級衛視的生產機制才是真正需要關注的。

整篇文章或許會有讀者認為，我多少還是顯露出長輩的姿態在教訓年輕人「唉，你們就是沒搞懂」。好吧，如果有，我也只能說那並非我的本意。我只是想提醒一點：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不該忘記，那麼也許需要更認真的面對 — — 不管是歷史，還是電影。

《寄生上流》及《小偷家族》這兩部電影都以社會底層人們的故事為主題，又先後在去年和今年的坎城影展獲得大獎，加上導演都來自東亞，一個日本，一個韓國，也都相當受到國際矚目和好評，很適合一起討論。

回首1991年 （民國八十年）的資料檔案，赫然發現，這是一個台灣關鍵性的決定媒體政策走向的時刻，而且與我們將要來的一年（2019）規劃積極有關！

12年前我寫了一篇討論歷年來《神鵰俠侶》改編電視劇的文章，當時正紅的中國大陸演員黃曉明演出了電視史上的第七個楊過。這12年間，第八個楊過出現了。從這一點來看，這時重刊這篇文章，除了緬懷金庸之外，也還是有些意義⋯⋯。

上週末美國搖滾天團Guns N’ Roses，在桃園球場唱滿三小時；同一時間，台北也正在進行金馬獎頒獎典禮。一樣是流行文化相遇，前者全場盡歡，彷彿給台灣歌迷送上鮮豔玫瑰；後者卻演變成兩岸藝人與網民劍拔弩張，在社群網站上槍砲對陣。

梁啟超1896年在上海創刊《時務報》。他當時觀察西方（包括亞洲最西化的日本）報業，就已經發現了五項弊病……。

《狂徒》不僅做到了一部商業類型片該做的所有技術和know-how，更是晚近台灣電影發展上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怎麼說？

如果全世界的人道援助自60年代開始至今持續援助這些貧窮狀況的國家，為什麼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資金，甚至整個國際人道救援都工業化了，貧窮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文化部推「公共媒體法」，對現行公視制度進行擴充性的大幅調整，論者期待成為華語世界媒體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