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以視覺藝術家的身份參與流浪之歌音樂節。跨出邊界找出一條新路線本身就是動人的，我也因為流浪之歌音樂節，藝術創作之路又拓寬了一些。

我喜歡樸實真切、貪生怕死的主角，我喜歡這樣的電影：讓我在戲院裡過癮哭泣，但又透見光州事件。這世代需要這樣的電影，這市場也需要這樣的電影。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好萊塢敘事公式的影響下，是否贏了票房，卻失去了更深刻探究歷史的機緣？

台灣社會對「國文課」的想像應有更寬廣的空間，除了檢討無意義的填鴨式教育和對特定古人盲目的歌功頌德，更應培養學生的思考與論述能力，正視學生的主體性，而這些都是只檢討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所辦不到的。

你怎麼自己過節？你為什麼不交男友？你知道三十歲前沒有「嫁出去」很可悲嗎？不管是職場上還是社會上，奔三的單身狗就是會被投以各種憐憫的眼光呀！

今年八月，我在南韓鄉下待了十幾天，以壁畫和當地居民共享了藝術創作無中生有的過程與樂趣。

從K-Pop（韓國流行）文化，甚至是政治和商業之中，都能看到較為生硬、沉重的意識透過媒體包覆和科技運用後，被精巧地轉化成韓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生存在這個不再重視真相的後真相時代，我們該如何因應，才不至於淪為資訊層面的喪屍呢？

「欸，你會不會覺得周杰倫以前的歌比較好聽？」

將背景搬至21世紀的《新世紀福爾摩斯》確實有其創意，但自第三季之後，以偵探為主角的劇裡，觀眾看見的是解不出的難題、不知所云的敘事，實在過於偏離推理、辦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