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看，也要不停地問」 郭力昕談臺灣影展問題

口述／郭力昕  採訪、整理／張嘉真

 

 

郭力昕，任教於政治大學廣電系，專長影像的美學與文化分析，對於臺灣的紀錄片和影視問題經常提出犀利和精闢見解。對郭力昕來說，談論電影、攝影、紀錄片美學時，並不只有「美」，影像作為一種社會媒介，以及影像具有的政治動能，才是他的論述重點。本文是他對臺灣影展相關問題的綜合看法，從影展運作、政府到觀眾，層層揭開，一一診斷。

我們要什麼樣的影展？

臺灣影展常在票房與美學中拉扯，這問題似乎是大哉問，但我們仍應該不停地問、不停地想，其實理想影展沒有單一版本，這問題應該脈絡化在特定社會中；就臺灣而言，應該看社會欠缺電影的哪個面向。臺灣電影一開始是國家主導，當政治意義隨著解嚴消失，卻又很快被全球化浪潮吞沒。臺灣影展從八〇年代的電影圖書館開始，那是當時少數大規模理解國外電影想法的集中窗口。八〇年代中後期，好萊塢大舉入侵，他們砸大錢強調宣傳，真的很難抗拒；而臺灣電影又一向缺乏文化保護政策。這樣的特殊電影脈絡正是構成臺灣影展存在的理由之一。

臺灣電影市場長期被好萊塢稱霸，大多人都有觀賞通俗電影的管道，因此臺灣影展更應該免於關切票房。如同美術館展示藝術品，影展應該展示廣泛的電影美學，成為是藝術語言思想的展示場。就觀眾來說，應該極力揭示電影的其他可能，從形式到內容，讓影展成為電影文化的窗口，讓一般戲院難以見到的影片能在影展被看見。而對創作者來說，影展應該提供空間給有創作企圖，並且不斷追求電影美學和藝術的作品。

影展 V.S. 頒獎

影展大多伴隨獎項頒發，但頒獎卻沒有絕對標準，影展性質不同時，選擇鼓勵的對象也不同。如金馬獎有指標作用，必須考量產業，因此會傾向有電影美學企圖也有電影市場能量的作品。至於台北電影獎和TIDF（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則可以更純粹，尤其TIDF是紀錄片獎項，更不需要和商業妥協。重點是獎項的真正意義應該更被正視。因為具備獎項，所以影展的競賽也應該推著電影圈前進，尤其更應讓臺灣電影有能發光的舞台，讓電影人想要在這個平台露出和得獎。

但影展絕不僅僅是榮耀片刻，獎項必須展現功能性以外的更多意義，這樣的意義必須靠更多活動去推動。影展作為教育、鼓勵，回到電影本身還是最重要。除了頒獎，更是讓創作者知道有人在乎他們的創作、感到榮譽，能感受到最直接的觀眾溫度。影展必須將電影、創作者、觀眾三者緊密扣連，也許透過活動設計也能幫助影展更聚焦於電影，包含專題、討論會、導演座談、導演專題演講等。

例如針對所有當年的入圍影片可以舉辦三場座談，找出影片的某種共通性，讓不同導演相互對話，想辦法回到電影，這才能推動電影圈的集體進步。因為電影創作者會知道影展利用很大篇幅去「閱讀」電影，希望帶著觀眾去看創作後面的思考、理念，創作者因此才會更在乎，也藉此使他們的理念和想法被看見。

別忘了政府

影展預算若能無上限，許多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臺灣影展資本有其侷限，因此影展的票房與美學如何拿捏又是另一門學問。目前影展多有政府補助，可能是地方政府文化局，也可能是中央文化部等，補助比例不等。影展負擔少部分票房實屬合理，但票房在此的意義是檢驗觀眾回饋，而不是利用票房回本。票房不一定是取悅，票房也可以培養，也許會從零開始。前陣子我去參加台北電影節與一般觀眾交流的公民咖啡館活動，有位高中生說去（2015）年台北電影節若只選一部，他會選印度電影，且該片並非寶萊塢歌舞片。

印度片感覺很冷門，但策展人郭敏容說那場坐了七、八成，這意味市場是存在的。所以關鍵其實是「對觀眾的想像」。很多人都會預設觀眾不懂，但實際上並不一定。記得過去我在英國時許多藝文活動、報紙評論都會將觀眾美學品味預設很高，假設民眾聽得懂。民眾是真的被培養成聽得懂了，也許相對仍少，但足以支撐這個市場。重點不僅是找到觀眾，而是找到「適合」的觀眾。換言之，不應該用作品去配合一般觀眾的共同口味，而是想辦法找到能了解口味特殊作品的特定觀眾，然後逐漸擴大。

當然減少票房壓力也意味政府支持更重要，去年台北電影節風波時我曾以諮詢委員身分力挺台北電影節的獨立性。政府的介入在公部門補助影展一直存在，因為資源的提供多半會有非專業的其他政治性考量，但其中許多做法可以靠不同手段折衝、化解。許多單位，如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皆非政府行政單位，但有時候會自我矮化為行政下屬部門，這容易造成行政部門的濫權而沒有被節制。若內部人員能適當與外援形成權力上的拉扯，或是跟輿論結合，便能一定程度的阻止太多的官僚文化干預，任何官僚的粗暴舉動都必須受到檢驗。一旦公權力的干預被討論，就能形成公共議題，進一步與公部門折衝。尤其當公共討論的風氣形成，對公部門就會形成壓力，這可說是一種抑止公權力濫權的「陽謀」。若不運用更多策略或想像力，電影文化的執行部門經常都會處於弱勢。

影展從來不只是影展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影展問題都不僅是影展問題，影展一方面牽涉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又與國人對娛樂的看法相關。

如同台灣的所有文化問題，政府不在乎文化投資。一方面希望達到國際規模，另一方面卻又永遠吝於實質補助。然而臺灣政治建設工作在擬訂政策者的眼中，文化永遠在「很後面」，從來不是當務之急。然而大家經常忘記：「文化不可能等其他工作完成之後再處理」，因為文化即在政治問題的核心、文化是前提，文化將牽動一切，它會決定我們怎麼思考國家前景、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簡言之，影展問題不僅是影展問題，也是文化問題，而文化問題又影響著我們對臺灣的所有思考視野。

另方面可從影展發現臺灣民眾對娛樂想像的侷限。影展觀眾的年齡集中在三十歲以下，很多人過了三十歲就陸續開始在精神上「墮落」，當初的「文藝青年」上班後就寧願在家追劇、睡覺，正代表過往的文藝生活並沒有真正內化，改變思想。一方面這與臺灣社會中的強烈保守僵滯觀念相關，許多人總覺得看電影就要不花大腦，對休閒的概念很狹隘，總覺得文化活動就不是休閒。這些都是造成影展觀眾侷限的問題，卻非一朝一夕就能改變，必須從全面的基礎教育和文化政策著手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