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日要來說劉真，既不是聊國標舞，也不是樂透中獎金額是1.2億或者4億的爭議，而是要說在台灣電視史上「真」的「劉真」。
劉真，一個台灣電視史中相當陌生的名字，本篇文章將回顧，然後證明這位人物的重要性。
這位劉真，其實是一位前師大校長，他的名聲在教育界，可就相當響亮。
只要簡單搜尋，就可以在各種檔案中看到劉真校長，對於台灣師範大學建校的貢獻。但是談到與台灣電視制度的關係，若非深度搜尋，幾乎沒有人知。本文就來做一個重新發現。
依據劉真接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計畫的訪談內容，他是少數曾兩度參與台灣無線電視台籌備工作者之一，包含1960年的台視，與1967年的中視。而且兩度的際會，牽連出往後相關網絡中的人與事，也才讓我們知曉另一個醞釀公共電視制度的可能性，曾經出現，然後消失。
劉真自述談到，他在人生壯年期 (1949年4月)，被陳誠省主席委任為師大校長，全力復原臺灣師範大學 (之前為六四事件遭到整肅，這也造成當今學運抗議分子仍指責於他)。後來又被層峰看重，轉任省府教育廳廳長，至此走上仕途，完全出乎個人意料。這個意外的轉折，也讓他意外地捲入台灣第一家電視台的籌劃。
不過說劉真有這個特別的機會，還不如說其實是省府先有了這個特別的機會。根據很多記載，蔣介石一直把籌設電視一事放在心上，但是交給國民黨中央四組陶希聖後，幾乎兩年沒有進度，他下了評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於是，這次要交給「軍人」處理。
當時省府主席是周至柔將軍，周雖出身軍人，但是為中國空軍的創始者之一，而且赴美為國研習建軍甚久，所以是一個靈活的政治家。另外，根據中央日報名記者龔選舞回顧所述，周至柔還是一個與新聞界關係甚篤的政治人物。
於是這次把電視委由省府出面籌組的決定，除了背後東北亞政經局勢背景指導外 (以前多所談過這裡不再多論)，人的因素也是關鍵之一。周至柔受命之後，直接找上了劉真負責籌備此一業務 （劉是蔣介石圈選入省府內閣的），並接受他的建議，同時邀台灣省電影製片廠龍芳，與新聞處長吳紹璲成立籌備委員會 （後來兩人居然都在1964年CAT墜機事件中隕落）。劉真認為，他在第一次籌備會議中，將電視台的節目品質與教育問題定調，影響了後來的作法。而在周至柔有涉外見識與務實考量下，最後選中電機出身，有產業經驗的周天翔任台視第一個總經理，始開展了台灣電視產業的道路 （周天翔有電視機工業概念，播送同時裝配電視機）。
不過更重要的一個人事安排，是周至柔將記者出身，長期擔任省府秘書幕僚的李蔚榮派駐台視，後來擔任副總經理，成為重要媒體行政專才，穩定了台視的早期專業發展基礎。周至柔搭配劉真，將理念與人才同時佈建，讓台視不只有獲利成績，同時也保障了專業制度的施行。
周、劉與當時既有媒體融洽的關係，也可以在時任中央通訊社總編輯的沈宗琳回憶中發現：他在一次中興新村的省府邀宴中，獨獨舉出周與劉可以「把酒言歡」。另外，本專欄第三話我也提到，張道藩籌設藝文廣播電台時，也是找周至柔出來協商用地問題。
劉真第二次參與台灣的電視台籌備工作，也就是中視，又是一個意外，但其實來自同一網絡。1967年，蔣介石依據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成立國家安全會議，給予總統更大實權，並將這個組織視為行政體系的上位指導機構，儼然就是太上行政院。國家安全會議下設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委員會中有文化組，劉真又被蔣中正指定兼任該組副召集人，協助教育部部長處理該組業務，其實是實質的召集人，而該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又是周至柔接任。
這個委員會真能擘畫大政嗎？依據當時的政治經濟氣氛，是有可能的，因為是總裁直接建立的決策工具。以真實的政治氣候析論，一方面反攻大陸逐漸無望，中共正如火如荼展開文化大革命，台灣前途是求穩定還是進取，尚在混沌狀態。另一方面總裁年邁，蔣經國接班欲望揚升。政界多以為，蔣介石藉由創設國家安全會議，讓小蔣名正言順介入政務 （時任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主委），同時安撫從省府主席退位的周至柔 (未依前例陳誠接掌行政院)。安排周至柔與蔣經國同在一處，頗有互相觀摩又沈潛競爭之意。
劉真在這個變動形勢下出任國家安全會議文化教育小組副召集人，參與了各種教育文化大計，包含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戲劇、觀光等政策規劃，還可以進行協調督考。文化組計畫委員多達九十餘人，包含曾虛白、馬星野、王洪鈞 （時任教育部文化局局長）、黎世芬等重要的傳播專業人士，甚至可以依計畫需要前往媒體考察。總的來看，這個凌駕行政權的特別任務單位，是有可能結合理論與實務，將廣播電視產業的發展，納入國家級的政策規劃下。從今日的角度來看，不免令人深深期許，但歷史的結果卻令人失望。為何如此？
首先，我們可以從幾件事情看出政爭痕跡。根據目前國發會檔案局資料顯示，周至柔當時還聘了一位重要的計畫委員李荊蓀（1967年1月26日獲聘），這證明周至柔對於媒體專才的重視，也可以說他是刻意結交，然後在適當機會委以重任，協助擘畫國家級計畫。李荊蓀進入此一核心圈子，始自周至柔卸下省府主席，轉任戰略顧問階段。這期間他成立一個酒會，與新聞圈朋友十分友善結交（龔選舞回憶記載），李也於此時開始出現。龔選舞透露，當時身邊人士曾說，此時是周至柔仕途更上層樓的最好時機。而李荊蓀在這一系列的故事中，反覆出現，角色顯然相當重要。究竟他對廣電制度的想法為何，在一場政治大學新聞系的演講中可窺。
他用簡單直接，同時帶有折衷性質的統合主義 (Corporatism) 觀點主張他的電視制度理念，可以包含以下三種：
公營：英國BBC與日本NHK，國家經營與獨立法人組織化，通過國會授權而成立；
公私合營，如加拿大CBC，資本結構兩方皆有（準確地說是公有資本但商業經營）；
私營：美國都為私人經營，法有例外才是公營。
另外他對電視發展下的廣播媒體，仍有期望。他指出廣播在音樂、交通指揮、戰爭、天然災難的情境下，都能發揮比影像更好的傳播功能，這樣說法至今仍是有效的。依據中廣記者與作家王鼎鈞回憶，李能堅持政策方向，扮演黑臉，壓制民股讓中廣取得經營中視的優勢，但也無欲則剛，持續在中廣主政不去電視圈。
看起來，李荊蓀在專業上有持有守，也無明顯涉入政爭，因此1971年他因匪諜案被收押，就更令人驚訝。根據各種當時可以公佈的與解嚴後開放的資料，2011年國科會委託政治大學台史所的專案研究，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案是當年蔣經國與周至柔在政治仕途上鬥爭下的犧牲者。同時也確認，李是周至柔的重要智囊之一。
我在1985年10月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讀書時，特別在學術活動中發起了紀念新聞管制下重大言論案件系列，李荊蓀正是其中一案。當時我在學會學術組搜整了不少時事資料作展示，不但我的新聞採訪指導老師給我一些告誡，希望活動不要惹事，後來學會還將此一展示移至系圖書館，避免過於招搖。此事引來課外活動組關切，教官也來找我入黨，白色恐怖的劇碼依序上演，只是照章行事難收恐嚇之效。
我在此時，發現一本可以稱為調查局人員辦案筆記的書籍《洗蕩》上市，這本書由當時調查局長沈之岳落款書名，在最後一章以匿名方式提到李案，指該員（李荊蓀）逢迎重要政治人物，企圖取得影響國家大政計畫的不當權力，以協助共匪破壞復興基地云云。這也間接證明，陷害李的圖謀，與助蔣經國掌權，兩者顯有關連。案發之後，李當然立刻被解除國家計畫委員一職，也失去了影響我國廣電制度的機會。
如同劉真自述透露，1972年8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以後，國家安全會議即刻縮編，同時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則改名為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職掌轉為提出建議事項，工作內容大大改變與降格。在文化事務上，自此劉真與其相關工作夥伴都不再能指導廣電業務的執行（1973年5月文化局也遭裁撤）。
那麼劉真除了當時確保中廣參與第二電視臺（中視）的籌設，一度領導國家的電視產業發展，是否還有其他值得紀念的相關成就？這裡我以劉真回憶錄中提到的兩個工作地點，再做延伸。
第一個是劉真在黃守誠所著《劉真傳》中提到，國家安全會議期間辦公地點在植物園裡的「獻堂館」。他說道，能在這個寧靜的環境中思想文化事務，是很大的享受。事實上，他未明說植物園其實是一個廣電園地，一方面南海學園有教育電視台 (1962年)、教育廣播電台 (1960年)，集中於此。教育電視台是由聯合國國際電訊聯盟 (ITU) 設立的交通大學電子訓練中心 (The United Nations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ele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s) 給予工程支援在台發射的。根據廣電年鑑記載，該中心協助自製發射機，並執行工程建設。這是在聯合國特案基金中，於中國區域的唯一早期投資案。
而教育廣播電台，則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多年資助考察的專家宋乃翰執行成立，後也任職於文化局廣播電視處長。另一方面，台灣省電影製片廠也隸屬於省府，社址在植物園內，這是協助台視設置的前期人員訓練之處所。而台視成立之後，帶動了電視機裝配在台灣販售，反而成為觀眾觀看教育電視臺的最佳媒介。我記得1970年，我還在幼稚園時期，就可打開家中那個高腳的電視機，看到收視模糊且黑白的老師教學現場，我不懂但是感到新奇，那是在台視休播時段外唯一選擇。
劉真也許真忘了說，這個寧靜的研習園地，還與這些如此重要的影視先鋒陣營為鄰，才是真正的幸福；今日的政治人物，實在應該考慮恢復這些南海學園中最特殊時代的產業集叢 (industrial complex)。但是他也明確指出，當台灣第三家無線電視（華視）成立前，就是看重教育電視台的寶貴頻率，使國防體系願意投入資源與之連姻，可惜結合後完全走樣。直至今日，台灣公共廣電政策不是還有極大部分，還在討論拉扯這個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的頻率依據與正當性，只能說歷史的遺緒未完。
此外，劉真在中研院近史所的訪談中，又自爆另一個文化組的辦公地點，就是博愛路的國防部大樓，中間有一隧道與總通府互通，他在此享受幽靜且能閉關專心致力於國家建設研究事務。這個幸福所在也是傳播通訊上不尋常之處。原來國防部大樓旁邊就是歷史悠久的台北電信局 (也是台灣第一局的稱號)。博愛路的台北電信局，戰後就轉型為台北市的南區電話交換局，與另一個歷史悠久的長春局，兩相鎮守大都會所需通訊連結的樞紐。從美援時期開始，該局就是資助通訊建設的領頭羊。但是與電視有何關係？這就要從微波通訊談起。
原來台北博愛路電信局，其實為1963年台灣西部縱貫微波系統的起始點，也就是台灣的通訊訊號可以透過博愛路頂端微波天線，發射與中繼到高雄，沿途涵蓋四大城市；而且，當年接受外援建設目的之一，就是使用微波傳送電視訊號到全國發射。這項計畫，在劉真參與中視籌設過程中，達成了使用電信局微波傳送的目標。中視於1969年成立，1970年西部電視聯播網竣工，就是使用博愛路發出的電信微波，由電信局代管方式，在西部各中繼站內置放電視傳送訊號機制，再廣播中視訊號到全國地區。這個短暫事實，十分值得記載，因為其達成了當年電信局專業強調的國父實業計劃電信部份的目標，就是：建設一套大規模的傳輸網，讓鐵路、電力、電視、廣播等儘量共同運用統一傳輸系統之價值。
但這個目標，後至1970年後，三家電視台壟斷市場，開始有了私心，各自建網，以佔據公共資源導致原始理念變樣。直至2000年台灣電視數位化之契機，才被重新導正，有了公視、華視、民視傳送發射共管的模式，逐漸邁向合理價值，但至今還未全面實現，也是遺緒之二。
我在資料研究和比對過程中，看到了劉真與其工作網絡上的專業人士，在那一個充滿機會的年代，透過省府周至柔的撮合，善用總裁的特殊行政權力，想辦法實現一點公共廣電的規劃方案。然而終究是曇花一現。
1970年代以後，蔣經國全面掌權，電視認份地成為心戰、統治、娛樂的工具，矛盾的組合，養成一個劣質的三台壟斷生態，從此一路沉淪。歷史回顧供我們嘆息也讓我們珍惜，曾經有的一些理想與專業，證明我們今日還是有再起希望，保留這些不簡單的歷史成就，周知當代青年，就是一個務實作法。
台灣電視文獻中，劉真並非檯面人物，反而經常發生同名誤認。在師範大學圖書館對面的舊址大門正面 (façade) 保留，可以說是最雅緻的劉真努力代表。劉真在2012年逝世，活了99歲，應該也看到了公共電視成立與公共化運動對華視的改革。如果這些變化能稍稍喚醒他心中曾燃燒過的電視發展火焰，希望本文的結束也能讓人感受一些溫度。
重要參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情治機構與白色恐怖之進行（1949－1991）(第2 年)》研究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029-MY2)。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李福鐘，2011年10月。
程宗明
從高教畢業進入媒體工作，我一直在追尋返回現代化的傳媒建構，相應國際趨勢的變與不變；我常說自己的工作內涵：以國際知識網絡助公傳媒研發政策擬定、串連公共利益為核心之廣電開發伙伴關係、提供教育訓練資訊與建置資料庫、促進公傳媒之產學交流、協助公共電視董事會與企業之合作發展與監督、推動台灣以廣電產業發展實績走入國際社會；這些說起來振振有詞，但是今世代是否還能被感動？這是別人對我的疑惑年代，也是我的不惑年代。台灣還有機會嗎？我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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