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見｜教學生做「最糟的職業」？新聞系的焦慮與記者的出路

 

上週末剛過的9月1日是記者節。我的google日曆標註了晚兩天的軍人節、與本月下旬的教師節，但沒有記者節。

記者多年來被看做「社會亂源」，是PTT上酸「小時不讀書」才會從事的工作，也多次在調查中名列「錢少事多」的最糟糕職業。現在連google都懶得標記這尷尬的節日。

我在大學新聞系任教，一週後開學，又將再度面對走進教室的學生，因此更尷尬焦慮。當大家緊盯著社群與網紅動態，忽視與鄙視記者時，我們竟然還要年輕人從事一份薪水低、評價又差的「最糟糕職業」？

廢掉新聞系不就得了。這是一些酸民的反應，也是近幾年傳播學界的傾向：既然記者「錢景」不佳又不討喜，就把課程改掉、向市場靠攏，別再費心提供新聞專業訓練。市場現在需要網紅，不是記者。

 

 

為了抵抗而成為記者

參選市議員的YouTuber呱吉，4日發佈競選影片第一集〈業配才會爽〉。他與電視台通話，業務代表直接提供新聞報導與政論節目給他「選購」，其中專題要價17萬元。競選影片很能反映社會對「業配新聞」的普遍不以為然。不過身為知名YouTuber，呱吉的「上班不要看」卻遵循著網紅商業模式，並不拒絕業配。

這當然是「雙重標準」，可是合情合理。在專業自主上，我們以遠高於網紅的標準檢視新聞媒體。記者必須不受廣告主與政治力影響，才能擔負第四權角色，透過報導監督財團與政府。網紅並不自稱是第四權，所以大可接受政治與商品業配。

因此網紅不能取代記者。就在呱吉揭發業配的同一天，兩名路透社記者為了報導羅興亞人被壓迫的困境，遭緬甸當局逮捕入獄。他們展現了無可替代的形象──有不畏強權與不受利誘的記者，受壓迫的人民就有發聲機會。而社會並不期待網紅這麼做。

但是網紅也能取代記者。如果記者繼續被迫做業配，那麼在行銷上更創新也更有趣的網紅，對廣告主的吸引力，絕對遠高於公信力流失後的媒體。

社會不只是市場，還有許多被壓迫者；所以我們不只需要網紅，也一直需要真正的記者。

 

為了成為記者而抵抗

台灣記者現在不太擔心被政府迫害入獄，卻必須抵抗業配，也在低薪與不穩定的工作環境掙扎。廣告主與唯「短利」是圖的老闆，就是新聞系與記者的焦慮核心。

怎麼辦？記者節前一天，記者陳志東一審告贏了前東家中國時報。他去年5月發文〈中國時報 請停止踐踏媒體尊嚴〉，揭露中時業配新聞問題，詳列置入報導的細節與價碼，當中不乏政府違法所下的「訂單」。中時開除陳志東、並告他「妨害營業秘密」；結果法院判決陳志東復職、妨害營業秘密不起訴，還順帶「認證」了業配新聞橫行的事實。

為了成為自主的記者，陳志東反抗了業配要求；在他之前，記者黃哲斌2010年也為了抗議業配新聞而離職，並與媒改團體聯手推動改革，促成政府修法禁止政治性的新聞置入。

在廣告主與老闆的夾擊下，記者不只在台灣名列「最糟糕職業」，在美國也如此：低薪、工時長、福利差、報導被老闆與廣告主扭曲、更擔心被資遣。傳統報業記者的工作機會在2005到2017年間，減少了一半；新興的網路媒體記者也沒能逃過困局，像是一度引領風騷的HuffPost，2017年逼退資深員工，包括曾獲普立茲獎肯定的優秀記者。

面對壓迫，數位時代的美國記者採取了最古典的抵抗方式──組成工會。這兩年有超過2,000名網路記者加入工會，成員橫跨HuffPost、Slate、Vice等新聞網站。他們曾是勞團認為最難動員的一群人：自負的專業白領、個人主義、沒有固定工作場所。但當意識到惡劣勞動條件不只讓年輕記者難以養家餬口，侵門踏戶的「贊助／原生廣告」（sponsored/native content）更傷害專業自主時，集體行動就成了最佳抵抗手段。

網路記者工會取得不錯的戰果。他們不僅獲得該有的加薪，更爭取到較高的專業自主權，像是編輯室必須有更多LGBT等多元化聲音、報導與廣告間較清楚的界線等。媒體工會不但關切個人薪水福利，更要求專業尊嚴，因為這是許多記者之所以選擇這個「最糟糕職業」作為「志業」的理由。

 

我的世界可以改變嗎？

選擇記者作為志業的人，多少都希望世界會因報導而改變。新聞系要擺脫焦慮，不能只是一路尾隨市場與技術，而是要鼓舞透過報導改變世界的熱情。記者要擺脫焦慮，不該只是求取個人的職場升遷，而是以抵抗來改變這職業最糟糕的部分。

我承認，抵抗壓迫或許有改變世界的機會，卻很難改變「我個人的世界」。為了專業自主而抵抗，不會帶來記者個人的飛黃騰達，還往往是一種阻礙。

但應該是像韓國MBC記者李容馬所說，「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放棄抵抗的新聞系與記者，無法帶給受壓迫者一點點理想與未來，也許廢掉就得了。

 

原文刊登於《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