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度開發的回憶》：古巴經典，歷久彌新50年

 

1968年，艾列（‎Tomás Gutiérrez Alea）導演的《低度開發的回憶》名列當年最佳影片；2012年，它獲評選為有史以來，最佳電影的第144名。今年，影片問世50週年，美國等地再次播放，緬懷之外，或許還有問津其當代蘊含的用意。

 

半世紀的電影至今讓人稱頌不歇，必有美學內涵供人回味，對於現實，同樣大有啟發。請從當年這部影片在古巴，而不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產生的背景與脈絡，登堂入室、一窺究竟。

 

卡斯楚兄弟（Fidel and Raul Castro）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為首的游擊隊，在都會區同志的協作與群眾的共振下，1959年元旦進入哈瓦那，從起義到驅逐獨裁，不到三年。起初，美國商界以新政府遠比其「期望要好得多」，強烈要求華府迅速承認新政權。不久，副總統尼克森與卡斯楚晤談三小時，知道他不是共產黨人，認定他「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

 

 

1959年六月，土地改革登場，古美兩國關係急轉直下，不當得利必須大筆回吐的美國要求卡斯楚「必須下台」；1961年四月，華府策動反卡斯楚群眾入侵古巴，兵敗豬灣，卡斯楚在在紀念陣亡將士的講演中首度表示，這次古巴革命不是改朝換代其他照舊，是要建設社會主義。

雖有美國政府虎視眈眈，美國社會的民權運動卻從古巴革命得到莫大鼓舞。早逝的社會學家米爾士（C. W. Mills）擁有眾多傳世之作，新古巴誕生當年剛好出版了《社會學的想像》。他更在次年（1960）來到島嶼，遍訪政界與知識界，包括與卡斯楚連續三天不中斷，每日閉門大談特談18小時。返美之後，米爾士推出《聽好了，美國佬！古巴在革命》，入榜當年暢銷書。

拉丁美洲人更是雀躍，古巴開啟了新的方向與路徑，不願僅只是聽命於美國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人躍躍欲試，天下已在改變的氣氛瀰漫在空中，所有拉美文學界20世紀的偉大小說家，沒有一位不受革命所捲動的「文化能量所激勵」。

 

《低度開發的回憶》劇照。Photo Credit：2018桃園電影節

 

其中名氣最大的一位，就是《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G. G. Márquez）。1960年代的古巴剎時成為「革命的聖地；樂觀的世界中心；對整個世界；形成了近乎直接的影響；19世紀初以來，這是第一次」。

 

不過，1960年代古巴的「軟實力」主要是對西方與拉美社會產生號召力，古巴最重要的盟友蘇聯，反應相當遲緩，古巴內部也是動盪不安。蘇聯歷來忽視拉美，也早就接受美國控制拉美的事實，古巴革命讓其「措手不及」，其後一年內從未「公開」示好古巴，甚至在豬灣事件後，蘇聯還是「不信賴」古巴，原因就在卡斯楚大談游擊與農民革命，這是比較接近毛澤東奪權的模式。往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兩國更為親近，不過，即便如此，古巴並未完全聽命於蘇聯；這正如同法國與美國維持一臂之隔，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反觀英德義，則大致以美國為馬首是瞻）。

 

對於蘇聯，卡斯楚維持相對自主，對想要離開古巴的人民，卡斯楚沒有強力禁止。

 

1959年（人口數690萬）至1962年，累計共有20萬古巴人離境不再返回。1965年卡斯楚又「大膽宣佈：參與革命，全憑志願」，任何人想要前往「美國天堂」，悉聽尊便；結果是其後六年，又有26萬人離開。這些國民大多數是擁有資產或專業技術的白人。

 

《低度開發的回憶》劇照。Photo Credit：2018桃園電影節

 

比如，古巴原有6300位醫生，至1963年已有3000位移出，到了1967年，古巴更是僅存22位醫學教授與一家醫科學府。豬灣事件之後，美國統治階層的核心團隊更是對卡斯楚有了「個人仇恨」，先是在1962年驅逐古巴，使其喪失「美洲組織」會員國身份；美國接著推出行動綱領，想要從內部「瓦解」古巴，遂從1963年入春起，秘密支持古巴海外流亡集團，同時授權中央情報局打擊和轟炸古巴，發電站、煉油廠與製糖廠⋯⋯乃至農田，無不列入破壞對象。

 

卡斯楚說，當年有歐洲海盜騷擾，現在美國利用「擁有最先進電子設備的船艦」攻擊古巴，「我們被迫回到荷蘭海盜的時代。」

 

局勢雖然艱困，古巴沒有束手無策，求生、奮進與茁壯的精神、意志與努力，持續緩進。美國執意封鎖，古巴輸出革命就是最好的自保，進攻成為「擺脫孤立」的一環，整個1960年代約有兩千拉美幹部在古巴學習游擊作戰。早在1962年十月，在自己仍然困難的情境下，卡斯楚就呼籲古巴醫生志願前往剛剛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服務。

 

《低度開發的回憶》海報。Photo Credit：IMDb

 

卡斯楚說，「阿國大多數醫生是法國人，許多已經離開。阿國人口比古巴多四百萬，但他們的醫生僅有我們的三分之一。」響應卡斯楚號召的古巴人芭蕾蘿（Sara Perello）新婚未久，她回想當時的情景，「卡斯楚一說，我們無不感動。」次年五月，古巴海外支援團啟動第一次作業，古巴公衛部長說，「這很像是乞丐助人，但我們知道，阿爾及利亞人比我們更有需要，他們應該得到這樣的協助。」

古巴不是只有援外，古巴的「軟實力」也讓自己找來了國際幫手，他們聯手改革醫療制度，最重要的是發展社區醫護系統及預防醫學，同時也加緊培訓醫生。1961年，古巴醫科畢業人數335員，1969年已到940位。醫療保健之外，古巴革命的另一項重要成績就在教育，也在革命後一年內達到初步目標：十萬學生與教師下鄉，總計有一百萬人學會識字，能讀能寫，脫離文盲的狀態，雖然反革命者經常殘忍攻擊，受傷不計，殞命師生就有40多人。

 

有人革命有人反革命、有人建設有人破壞，自然也就有人「睥睨所有」而無動於衷地「馬照跑、舞照跳」。正是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1953年即已支持卡斯楚的艾列在革命十週年前夕，完成了《低度開發的回憶》這部影片。

 

 

影片在海外放映之後，古巴與英美觀眾的反應各不相同，艾列作了對比。首先是英格蘭人。雖然說不能一概而論，但似乎有比較多的人認為，影片是在批判乃至於顛覆古巴革命，甚至有影評人將艾列與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相提並論。索忍尼辛是著名的蘇聯異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史學者，1982年曾應吳三連基金會邀請，來台訪問。

美國人則看出了創作的重要意圖，是要批判革命之後，依舊普遍存在於古巴社會的「資產階級心態」，在劇中由塞吉歐（Corrieri Sergio）代言。

 

美國人似乎不那麼喜歡艾列的批判立場，因為片後影評人與觀眾的談話顯示，很多人希望看到稍見樂觀的收尾，也就是塞吉歐最終可以得到「拯救」，而不是影片所想要傳達的印象：新世界吞噬了塞吉歐。

 

影片的這個創作意圖與其他暗示，似乎只有在古巴的觀眾身上，才算得到更多及比較完整的共鳴。艾列說，如實說來，由於影片試圖傳達與溝通的狀態多有幽微與細緻之處，不少古巴人同樣無法一片到底、不是登時就能理解，遑論很快就與作品產生良好的互動。但艾列發現，是有古巴觀眾再次回去戲院，看了一次以上，有人是看了「四次、五次」。

這個景觀相當難得，艾列就此也另有思考及學習，他有自忖：難道這不正是《低度的開發回憶》所要表述的重要訊息嗎？影片是要邀請或迫使人們思考，這也是古巴人再三返回螢幕的原因，他們內心有了想法，走出戲院還沒有釋懷，艾列說，「這是最有意思的事。」任何創作者無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反響，但不爭的事實是，這部電影首先「是要與古巴民眾，不是其他國家的人，進行傳播與溝通」。

艾列邀請古巴人檢視革命後仍然存在於古巴社會的「資產階級心態」，完全無礙於美國等地觀眾加入檢視的行列。影片的情境很特殊，講的是1960年代的古巴；但影片的主題也很普遍，觸及了我們當今還在面對的現象。

 

 

地球悶燒，今年入夏加州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野火、雅典附近的海岸樹林起火致死90餘人、熱浪襲擊東京溫度連日超過40度C而奪走人命將近130位，這些難道不是「資產階級心態」及其創造的體制統治地球數百年來，即將危及地球生靈的永續生存之最近展示嗎？

 

「資產階級心態」不僅只是靠地租而舒適過活、不單是身處革命而毫無感應，也並非限於內心與外表都裝腔作勢而玩弄卻不知真實情感為何物，它難道不更是一種誤認、甚至自以為是，以為環境保育可以共存於生產為了創造利潤並歸由私人佔有的經濟系統，以為綠色能源與產業而不是減量消費從而減量工作，才是生態永續的關鍵？《低度開發的回憶》不曾提供答案，但觀眾若能通過影片，再對「資產階級心態」進行當代的探討，也許就能開啟不以鄰為壑、也不遺害後世的另一種心態，予以置換。

 

原文刊登於《關鍵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