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7日淩晨，高以翔錄製節目，倒地昏厥，送醫院後搶救無效去世，節目組發聲明證實其為心源性猝死。
網絡上幾乎眾口一致地討伐浙江衛視與《追我吧》節目組的「玩忽職守」。這種情緒雜糅了網友對明星主體的同情，與作為社畜個/客體不得已「卑微地」身處996社會生產體系的憤懣。因此，高以翔猝死，與過去數年間社交媒體屢屢出現的某高校博士或青年教師、某公司職員或高管因加班熬夜心臟病突發離世的「活生生的個案」一樣，在當下具有了某種自反性（自我反身性）的意味，從而最大程度地引發網民的共情。
圖／取自微博《追我吧》
自（2019）上半年馬雲講話風波以來，大量的自媒體評論、論壇或社媒發帖，對996現象提出相對嚴肅、甚至頗有洞見的批評。然而，當前網絡輿論的悖論就在於，它僅僅停留在言語的層面，而無法上升、或者說落實在行動的層面。在日常生活幾乎全面數位化的今天，奧斯汀意義上的「以言行事」淪為了來去匆匆的情感風暴。端坐在電腦前，或隨時隨地擺弄小屏，匿名地傳播情緒，感染自己和他人，達到虛擬的「站出來」（stand out）的運動效果，刷新「道德履歷」，幾乎成為數位化個體非總體性的、實用主義的生活常態。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瀟灑地拋下現實的一切，去實踐「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任性地駕車穿越大半個地球去南非。這種心態早在2011年動車事故期間的微博上就有顯露。「我自己很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車子，還有工作。我必須考慮，如果……我將失去所有這些」。來自（中國）國內某著名時尚雜志主編的聲音，傳神具象地描述了“I have something to lose”的個體在面對與己利益攸關的公共事件時，進行理性的成本——效益核算的心理過程。這種延續至今、充溢著自我剝削和棄權主義（abstentionism）色彩的集體症狀，所直接指向的經濟-社會結構的物質性存在，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反思的。
這裡的「經濟-社會結構的物質性存在」，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霍耐特的得意門生羅薩所說的「加速社會」的到來。新媒體技術對社會變遷的全面加速，導致訊息時效性、產品新鮮度越來越短暫。它推動著人們的工作節奏和生活步調的全面加速，每個人感覺「被不斷增加的、可以洋洋灑灑列出一長串清單」的需求所支配；工作或消費上的自我擠壓、自我加碼，從而自我焦慮，將罹患集體抑鬱的個體牢牢附著在無法逃離的「新野蠻主義」社會體系裡。
然而，羅薩沒有說明的是，加速社會的出現，離不開各行業在資本操盤下所不可避免地出現的「二八現象」，即少數人掌握大多數資源，而大多數人為了自我持存，不得已忍受剩餘勞動時間的不斷延長。在資本大規模流向被視為下一個贏利增長點的娛樂圈或電視行業，只不過以更為顯性的方式，展現了這一殘酷的內部分化和等級結構。高以翔倒地猝死的背後，應該還有無數的現場導演、攝影等，猶如等待果陀那般，等著不知道何時突然襲擊的死神。
與頂流明星的瞬息更替所顯現出的娛樂圈慘烈的生存境況不同，高以翔離世則直觀地暴露了非頂流明星在工作狀態中的生命權議題；它所引發的集體憤怒甚至焦慮，源自於他在娛樂圈所處的位置，和大多數人在各自行業或領域裡的橫向同構。因此，與其申討令高以翔意外致死的節目組或經紀公司的「壓榨」，不如更集中關注身處電視製作行業第一線的上至製作人下至基層民工的工作狀態。
圖／取自微博《追我吧》
過去三十餘年間，中國電視的市場化改革，導致省級衛視內部的「馬太效應」日漸顯明，一線梯隊的資源優勢不斷被強化。大量曾享受過體制紅利的電視製作人紛紛出走，成立民營制作公司，或進入視頻網站，助推後者粗暴地完成原始積累，實現市場壟斷。但是，實體經濟的下滑，廣告投放的數量縮減或方式轉型，一線省級衛視與廣告商之間，視頻平台與內容提供商之間權力關係的根本性轉變，正深刻地改變著行業的生產方式與製作模式。
《證券日報》提供的一組數據值得關注，根據天眼查提供的資料，2019年以來，1884家影視公司註銷、吊銷或停業。這意味著，內容提供商作為乙方，幾乎受制於平台甲方和廣告商的趣味、偏好或傾向。它同樣意味著，包括省級衛視在內的內容提供商，必然要降低生產和制作成本。在明星依然成為真人秀綜藝的主體的情況下，惟有盡可能地壓縮勞動力的開支，延長勞動力的剩餘勞動時間，才能實現縮減成本的目標。於是，大量實習生、臨時工或合同工，進入製作團隊，成為產業鏈的底端人群。
他們，與大多數要麼從頂流退居二線、要麼始終闖蕩在非一線的明星或名人主體，與那些掙扎出頭的民營製作公司、或拚命維繫自己中心位置的省級衛視一樣，都共同罹患了「倦怠綜合症」。這是最近因精神分析的路徑批判數位經濟而備受國內學界關注的當代哲人韓炳哲對當前社會的洞見。他將晚期現代社會驅動個體、行動者或組織的新戒律稱之為「績效命令」。這種被量化、可視的檢測標準，迫使電視制作者戰戰兢兢地追求節目的點擊量或收視率，迫使經紀或演藝公司盡可能地填滿明星的工作行程。他們的私人空間被壓縮至無，休息權被剝奪，生命權嚴重受損。
電視行業或娛樂圈的「二八定律」，導致了資源的匱乏，「僧多粥少」的現實，刺激著處在尾部或底端的個體，主動自覺地顯示出一種「歇斯底里症」：超負荷勞作，積極性過剩。明星在真人秀節目裡，忍受著高風險的遊戲對物理身體的威脅；底層員工在真人秀節目外，忍受著高強度的工作時間對物理身體的戕害。然而，功績主義的目標，製造出過剩的積極性，逼迫每個人都受困於一架與其他人爭搶有限的資源、「不斷加速、圍繞自身旋轉的瘋狂競爭」機器之中。
所以，每當明星在社媒上感嘆生活的不易，或經紀人抱怨工作有風險時，網絡輿論總能及時地予以共情的配合。可是，僅僅陷於某種感性雜多的狂熱狀態裏，遠遠不夠。因為，電視行業或娛樂圈的「牲人」，或者各行業裡的「牲人」，都處在自己的勞動營裡。韓炳哲指出，這種勞動營的特殊之處在於，每個人同時是資本的囚犯，也是資本的看守；每個人受制於資本，爭奪有限的資源，同時也是資本的共謀者。他們在社媒上表露出的各種情緒，各種嚮往，例如讓消費的時不我待，作為對熬夜工作的最大犒賞，讓「詩和遠方」成為對加速生活的最大幻想，才是當前「功績社會」塑造新的主體性的根本方式，更毫不留情地展示了這一整套「自我呵護的倫理學」如何在微觀層面上發揮其治理效力。
高以翔事件後僅僅一天，我已經接到幾家媒體的約稿，坐在電腦前碼字，我突然間發現，自己的文本生產，也諷刺性地掉落到我所批評的邏輯裡，或許這才是當前社會生產體系自洽的地方，因為它可以自我生成。每個人都主要要求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生怕被甩脫出去，你我概莫能外。
圖／取自微博《追我吧》
本文原出處為《南都觀察家》，經作者同意轉載
吳暢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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