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原國中一日誌 ── 兼談另一種紀錄片的社會實踐

MJ開著他那輛二手發財車，帶我進入東原國中的校園時，一場辦桌午宴正要開始。這天，東原全校師生在新蓋好的、有屋頂的籃球場上，迎接台北東區獅子會的叔叔阿姨們到來。由獅子會出資，幫籃球場加蓋遮陽屋頂的工程剛剛竣工。東原的黃校長邀得獅子會成員南下，與師生們見面。全校老師加學生才150多人。在籃球場上，學生們嘰嘰喳喳的共享難得的辦桌餐宴。席間，東原的鼓隊、跆拳道隊、以及長笛團陸續上場，帶來餘興節目款待嘉賓。鑼鼓的喧囂、跆拳道小選手們上演飛踢時現場驚呼連連，沖淡了這個稍嫌官式的獅子會捐款餐宴。

籃球場的後方，是即將竣工的籃球員宿舍以及淋浴間。就在午宴舉辦的這天早上，台南市教育局同意核撥600多萬的建設預算，讓東原蓋一座舉重與跆拳道館。東原不算「重點」補助的特色國中，因此這筆不算少的預算看得出黃校長的精算──他利用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成大台南市的當下，遊說原選區裡的縣議員幫忙籌措。為了下屆大台南市議會的選舉衝政績，議員允諾出面，向教育局爭取到了這筆難得的經費。

黃添勇校長三年前來到東原國中時，全校只有80幾位同學。東原村在台南縣東山鄉，開車要先經過東山市集，再走99號線道往南爬坡數公里路程才能到達。村中只有一家便利超商，青壯年多半離家在外工作，留下來的多半是無謀生能力的老年人，或是長期失業的青壯年。

由於家庭隔代教養的情形普遍，來到東原的學生，行為偏差的不在少數。黃校長回憶第一天到學校時，走在校園裡，迎面而來的學生大剌剌的抽著煙。還有學生在教室裡，模仿乩童起乩，拿著美工刀往自己的前額鑿下一抹抹的血痕。

黃校長接任後的第一件事，是逐一瞭解各個學生的家庭背景。幾個有家庭狀況較特殊的學生，黃校長徵得家長同意，讓他們住到學校的宿舍。他向教育部申請「夜光天使」計畫，住校的同學由學校提供三餐，並且在下課後，集中在學校的閱讀室裡進行課後輔導。

黃校長並且開始培養課堂上活潑好動的學生，發展他們的運動專長；跆拳道隊、舉重隊與籃球隊在他主導下陸續成立。東原國中在三年間，由原先的三班擴充成為五班。黃校長的「藍海」策略，是希望將鄰近鄉鎮的弱勢家庭小孩吸引來東原就讀。除了學區所在的東原村，他的招生對象還包括鄰近的東山、白河、六甲等地區。他希望吸引這些學區裡出自弱勢家庭，有運動天賦的小孩來東原就讀。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將東原發展成為體育專門學校。

顯影

東原的體育團隊教練，皆是由校長四處找來的兼任老師。教跆拳道的林蕙蘭老師，原先在內門國中擔任跆拳教練，因為認同黃校長的理念，來東原任教僅領微薄鐘點費也不以為意。她家住東山，每天騎著摩托車，蜿蜒幾公里山路間，只為了跆拳道隊這十來個小蘿蔔頭。

阿賢是蘿蔔頭中，較特殊的一個。阿賢父母親早先離異，父親再娶越南籍太太，生下阿賢的弟弟，但同樣離婚收場。父親一年多前酒醉騎車，逆向撞上迎面而來的卡車而過世。單親家庭一夕之間變成隔代教養，兩兄弟的養育責任，落到無謀生能力的祖父母身上。年邁的祖父母管不動愛趴趴走的阿賢，林老師便徵得他們的同意，讓阿賢住到她的家庭。

阿賢六月即將由東原畢業，他再來要到附近的白河高工念電子科。我邀得阿賢與「代母」林老師合拍照片時，抽高穩重的阿賢站在嬌小陽光的林老師旁邊不像師生，倒像一對兄妹！

阿賢在東原國中的蛻變故事中，扮演另一個關鍵角色。東原增加新籃球場與宿舍，多少與阿賢有關──憑著紀錄阿賢的影像，東原努力擺脫偏鄉學校資源短缺的厄運。

MJ與陳老師一樣，在東原擔任兼任老師。他兩年前幫公視拍攝偏鄉學校來到東原，因而認識黃校長。當時MJ的大學學妹剛好幫東原申請到教育部藝術人文深耕計畫，要在學校開設一堂教同學用攝影機寫自己故事的課程。然而，由於學妹忙不過來，這堂課落到了因為拍片而來到東原的MJ。

MJ一教便是兩年。開始到東原上課時，學校沒有任何攝影器材。MJ除了提供自己的設備給學生使用。還開始拿著學生拍攝的作品，四處募款募設備。東原因此獲得廠商贊助6台簡便型攝影機，香港的獅子會則寄來了150個帆布包，其它如球鞋、跆拳道衣等，都是募來的。

MJ還拿東原學生拍的影片，去參加各種企業或團體的公益資助計畫。生澀搖晃的鏡頭下，小導演、小記者們訪問參加體育校隊的同班同學們談生活的煩惱與未來的夢想，校長也入境了！紀錄阿賢的「ㄚ賢腳ㄚ子的煩惱」，通過中華工業開發銀行文教基金會的「我們班的小飛象」計畫審查，使得阿賢與學校都成了這個計畫贊助的對象。問阿賢為何練跆拳道，鏡頭下羞赧的阿賢說原本愛打籃球，但因為腳長得快，球鞋總是被穿壞，他乾脆轉練不用穿鞋的跆拳道。問阿賢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他回答是如何讓念小三的弟弟趕快學會加減法。

社工

MJ念大三時，用父親給他的8釐米攝影機拍自己的祖母，首支作品得到了金穗獎。退伍後，他進入傳播公司工作。在民主狂飆的1990年代初，他幫當時民進黨拍首屆總統民選的競選廣告，也幫電視新聞台拍攝美麗島紀錄片。

他也一頭捲進初甦醒的勞工抗爭意識的歷史漩渦中。和羅興階記錄嘉隆紡織廠的關廠爭議，他花了半年時間蹲點。在示威抗議的女工們與警方對峙時，持攝影機的MJ與女工們一起遭警察圍堵，混亂中看到成為華視記者的大學同學，站在至高點上「客觀」的報導警方與女工的對峙。當東南亞移工的人權還沒有成為「議題」時，MJ和李道明踏上溯源之旅，跟著在台北捷運工作的泰勞們，由工地一路回到他們的源出社會。

在紀錄片成為「院線片」，或在各種主題影展中成為專題討論的作品的這十年間，MJ作為紀錄片的「作者」角色轉趨隱晦。開始拍片兼教書後，他稱自己是紀錄片社工──與其持攝影機以弱勢階級的代言人自居，他認為不如將攝影機交給他們，讓他們自己發聲。現在的他，三不五時瀏覽國外二手影音器材網站，搜尋便宜但堪用的設備。折扣買來的設備，則與學生或友人分享。

MJ「主動」借給我了一台長得像手機的攝影機。機身附有一像瑞士刀的隱藏式USB插頭，按鈕一按便彈出，將插頭插入電腦，不需轉檔，拍攝的影像便可源源輸入電腦中。MJ說只要再加上簡單的剪輯軟體，人人皆可成為影像工作者。我因為怕弄壞機器而想婉拒，他說這台是在網站標到的二手機器：「壞了就丟，不用感到可惜。」

對他而言，紀錄片猶如我手邊的這台攝影機器：是工具。

圖／unsplash

你也可以拍！

午宴結束後，黃校長送走了獅子會的叔叔阿姨們。卸下餐宴時的面面俱到，黃校長喲喝MJ和我到校長室喝咖啡聊聊。空闊的校長室內沒有冷氣，門總是敞開著，學生老師們進進出出，像在走灶腳！黃校長拿出東山咖啡農栽種的咖啡出來待客。「沒辦法，不是古坑咖啡，工錢又壓不下來，並不好賣！」但沒賣點的咖啡不減香醇，好客的黃校長一杯接著一杯倒，咖啡喝成了老人茶。

聊天過程中，東原隔壁的青山國小兩個體育老師探頭進來打招呼，隨即被黃校長拉進來擺龍門陣。黃校長戲稱青山是東原的「上線」，因為少一個畢業生到東原報到，東原就少一個學生。週五下午是東原社團的團練時間，我們的聊天伴隨著不遠處鼓隊節奏畫一的咚咚鼓聲。

兩位體育老師是蔡老師與黃老師，他們在青山國小教書兼帶籃球校隊。蔡老師在青山已教了幾年書，黃老師則是剛到校服務。蔡老師喜歡帶小朋友嘗試一些新事物，因此有同事冷言冷語，嫌他搞東搞西，他常感到孤掌難鳴，一直到熱情積極的黃老師來到青山，他才找到繼續待在青山教書的動力。蔡老師開玩笑的對黃老師說：「你要離開青山，我也不想待了！」。在東山附近的國中、小學，老師常是來來去去。多則兩、三年，少則一年。新面孔來來去去，汰換的速度很快，若是年輕剛畢業的老師還好，因為學生還能遇到對教育懷抱熱情憧憬的老師。一些年屆退休而自願請調到這個地方的資深老師，為的是圖個清閒，因此也成了蔡老師挫折感的來源。

蔡老師與黃老師想幫籃球隊的小六畢業生拍些東西，讓他們留作紀念。他們想到拍一部關於籃球的劇情短片，劇本、分鏡、演員都有了，也借來了一台DV，但是卻不知道拍好後如何轉檔及後製剪輯。知道東原有設備有人才，正想來討救兵，就遇到了MJ。黃校長趕忙介紹彼此認識後，MJ隨即拿出一台柯達簡便型錄影機。「用這個好，操作簡單又不用轉檔！」當下上起了課。兩位老師看了現場示範，嘖嘖稱奇。由於他們也沒有電腦剪輯軟體，MJ隨即表示他有一套比繪聲繪影更簡單好用的電腦剪輯軟體可以提供。「很好學，我改天帶來幫你們裝。」隨即約好下週六碰面，安裝加教學一次解決。

小發財車噗噗駛離東原，沿著來時的山路往東山方向行進。過了幾個彎道，我赫然發現國道三號原來就在學校不遠處。筆直的國道上，夕陽餘光映照一輛一輛飛速駛過的轎車，幾乎讓人難聯想就在路橋下不遠處，藏身一個賣力擺脫社會結構性排除，不讓學生因社區的邊緣化而被剝奪受教權利的偏鄉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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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紀錄片影像的再現政治時，Paula Rabinowitz舉貧窮為例說道：「如果說中產階級掌握了深度，窮人則正好住在深度底部」。所謂深度，說穿了就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分處兩個世界。不管藉由影像再現窮人的動機是出於社會控制、人道關懷，或者對不公義社會結構的批判，正因為三餐求溫飽都難的窮人，是無緣掌握攝影機的，因此貧窮的影像紀錄，總免不了不被質疑鏡頭下的弱勢群體，除了「被呈現」外，真正得到什麼。Rabinowitz這段話，一語道盡紀錄片作者與被拍攝者間，難以跨越的權力藩籬。

然而攝錄技術與成本門檻的大幅降低，似乎成了救贖，也昭告了藩籬跨越的可能。當手機可以攝影，而簡易型攝影機就像手機一樣便宜時，影像似乎隨著器材近用更平民化，而「深度」的階級分野隱義，也不再是紀錄片無法逃脫的宿命。隨著攝影機操作、剪輯軟體的使用，甚至影片公開的管道不再有門檻，紀錄片作為一類型，似乎與家庭電影、手機自拍、學生實習作業，甚至監視器畫面有更多相互流動的可能；掌握意義或詮釋權的，也不再僅是「專業」的影像工作者或紀錄片導演。

從這裡似乎可以看到紀實影像的社會實踐改變的可能。MJ在東原自詡為社工，等同放棄獨斷影像銓釋深度的作者身份，除了教學生們使用攝影機，設法讓他們有設備，同時他的技能成為幫助偏鄉國中克服辦學困境的宣傳工具。相同的工具化企圖，也是為何郭明珠在拍完「環亞罷工90小時」與「天線寶寶之停車暫借問」兩部與工運相關的作品後，仍謙稱不是紀錄片導演，而兩部作品的勞教教材意涵，更甚於紀錄片。而新移民姊妹完成的「姊妹，賣冬瓜！」則除了企圖掌握影像詮釋權，更像是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培力、社運串連的工具。

這些將拍片工具化，以驅使影像為特定社會目的服務的例子，些許鬆動了紀錄片以「創作者」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發行、映演與評論體系，然而，它們卻使得紀實影像更入世，更貼近一種培力的社會實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