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入秋,金融核爆製造了機會,蔡衍明先口腹後精神,由食品入傳媒,2009年攻克中時集團、2010年圖謀有線系統三分一,復於2012年10月起,再想染指壹傳媒。行政院若開綠燈,蔡不僅是全台首富,亦將成為全台傳媒最大亨。環顧所有國家,最有錢、最有發言權的兩種身份重疊,蔡之外,只有墨西哥的史林(Carlos Slim)。
單看這個理由,無人不戒慎;再見蔡的經濟利益多在對岸,又有乖張的言論表現,社會疑慮只增不減。11月26日,學生至行政院,原先沈潛的「反中國因素干預,政府表態」訴求,首度浮現。同日稍晚,史學家余英時院士跨洋期許及鼓勵,就此著力。28日,蘋果與自由相同,都是大版面報導院士的書信;歷來禮遇院士的聯合與中時,不見隻字,再為彼岸影響本地傳媒性格的事證,再添一例。
解決媒體危機的進步訴求
有疑慮,生對策。反對蔡擴張傳媒版圖的訴求,分作三類。最主要、最直接的是,駁回併購案。這個訴求另有配套主張,包括推動傳媒事業相關法制(調查傳媒市場詳細資料、確認傳媒市場的定義、善事規範傳媒的水平垂直整合…等);也包括升高購併成本,仿所得稅的累進,資本家佔有傳媒市場的比率愈高,課徵特許稅捐的比例,按理也要相應增加。
其次,化危機為轉機,方向之一是新業主信託壹傳媒,委由專業公正人士經營。壹傳媒員工的作法是,從無到有,他們組成了工會,也有近千人入會,據此,他們要求資方簽訂團體協約,希望藉此確保合理的勞動條件,包括編採自主。
第三類訴求就相當邊緣了,在901遊行露臉兩個多月之後,才在媒改社支持學生到行政院示威的聲明中,再次現身:設置「新聞多元化基金」與「影視基金」。媒改社的聲明,另提「擴大公共媒體,制衡商營媒體」的意見。
駁回併購的訴求若能實現,大快人心。即便失利,這些訴求亦已充實了反抗的內涵。「駁回」這個重點之外,其他各項訴求,每多取得一份曝光、認知、討論與評估,就是社會自我學習與更新的腳步,往前推進了一程;來日促使政治系統負責,回應必將再次出現的傳媒、民主危機,力量又將厚實一分。爭一時,也爭千秋;爭未來,就是爭眼前。
擴大公共媒體是關鍵解決之道
惟第三類類訴求,特別是「擴大公共媒體」無法出頭天,原因多端。首先是海外各國包括美韓,其公視起步在頻道稀少的1950、1960年代,公視自始就是他們的重要良伴;台灣的公視命運多舛,遲至1998年才開播,不但規模超小,又得在上百頻道中討生活,國人因此並沒有熟悉公視的機會。
再者,過去四年,不單只是蔡氏橫衝直撞,傳媒事件接二連三,公視創台以來的最荒謬劇展,竟然也在這段期間同步進行。第五屆董監事都未產生,怎麼擴大?復次,台灣與南韓同列發展型國家,如今,阿里郎在傳媒與文化的建樹可觀,我卻手慌腳亂,全無章法。如果要擴大公共傳媒,那就必須通過政治力規劃,但是,2006年大法官釋字第613號解釋文,至今還是空谷跫音,還沒有進入市井街衢。
大法官說,立法者(理當包括行政院)有「積極義務」,應該通過「組織、程序與實體之設計」,防止壟斷,確保多元意見形成公共領域。不是這樣嗎?我們認為政府有責任抓密醫,同時也有責任弄好全民健保、培養好的醫生。我們也認為政府有責任抓學店,同時也有責任辦好大中小學托嬰等等。那麼,我們既然認為政府有責任阻止眼前的併購,難道我們就不認為政府應該有責任擴大公共傳媒嗎?公共傳媒的規模愈能充分,就愈有可能是「不沈的文化航空母艦」,少則可以稀釋素行不良的傳媒之效果,多則能夠成為領頭羊,導引傳媒表現於正軌。若說蔡衍明(及其他與其類似的傳媒業主)的不適格,表現在他認定中國只有一種,並將他自己的利益與觀點,強加於傳媒人,那麼,開發另一種中國觀,在台灣創建規模充分的公共傳媒,不就更能有效地回應中共的統戰,或是回應中共即便無言,卻由他人自行請纓代為執行的統戰嗎?不是因為創建了公共傳媒,因此不但讓本地人民,其實也同時讓對岸人民,多了一種傳媒制度的參照與選擇嗎?中國大陸愈是能夠往非商、非官、非黨的傳媒生態移動與前進,不就是愈能變化其氣質,從而不但對中國大陸是好事,對於台灣也是好事一樁嗎?
1990年起,國民黨政府講了將近十年後,進入公視建台之路,目標是要讓公視的規模達到六十億台幣,約佔當年所有電視營收的三分之一。若以今日的標準衡量,就得提供公視一百億。彼時,國民黨有效控制行政與立法,竟然不惜顛覆自己,改變了公視的定位,說要「小而美」。公視現在確實很小,有多美或有多不美,認定不同。認定不那麼美的人說,小都沒有辦法美,大了,這還得了?浪費公帑。另一種看法剛好相反。他們認為,不美、或說美的水平實在偏低,原因正在公視太小,美不起來,反而是人窮志短、因循苟且、不能也不敢遠望,長此下去,四體不勤、肌肉萎縮,即將坐以待斃。
公視的經營效能,如同任何機構,都要改進,但這不是說先改進,再談規模。軍政、訓政與憲政,最好一起進行,專政者無心還政於民,階段論是他們最喜歡援用的修辭。強調經濟增長就能自動做好分配、成果就能往下滴的人,往往忘了,兼顧成長與平等,不但是更值得追求的願景,成功的例子也很多,包括1990年代以前的台灣與南韓,現在的北歐與德國。階段論相當可疑,擴大規模與改善公視的經營效能,二者不宜切割,必得同時進行。開始寫作本文之日,報載美國『希拉蕊擔任國務卿不只是想化解危機,「還努力讓好事發生」』的新聞。不以國廢言,大國美利堅政務官的態度與認知,正是我們需要的運動精神。
馮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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