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Pidang Wu
從1970年代末就關注年輕女性的文化參與、經濟活動的英國文化研究學者Angela McRobbie曾經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裡揭露了一個複雜的心情。她覺得自己的「領域」離十五歲女兒的真實生活太近了，這種焦慮會在某些時刻特別明顯，像是三更半夜驅車前往不熟悉的北倫敦郊區，在女兒指定卻沒把握的街角，等待某大型倉庫的瑞舞派對結束。家長才會冒的冷汗，滴在無數肯定女孩參與次文化的研究書寫。她甚至感嘆，「I am too old」。[1]
還好，McRobbie照做年輕女性的研究，而我大概還要一陣子才能體驗身為青少年母親兼青少年文化研究者的刺激。其實，在學院內，處處有思索世代與性別階層的機會。
眼前的女同學好奇我在美國時有沒有參加姐妹會，我說沒有。派對經驗？高中、大學時期玩得不多，研究所以後比較知道怎麼玩，大概是因為一直沒玩夠，所以乾脆走上了次文化、流行文化的研究之路。我約略的回答。研究所老師通常只分享讀書、做研究、社會參與等正經事，不是來教大家怎麼玩的。被問到玩樂之事一方面開心，卻有些狡猾的替自己做了一個青春辯解：不是個玩咖，但想玩。後來，這位同學有了自己在美國當交換生的體驗，也做了交換生的經驗研究。
「玩樂」在研究所很尷尬。它就是一個對立於念書的類目，不見得專指派對、夜店玩樂，玩樂是一個大項目，舉凡各種私人或集體之社交、旅遊、休閒、娛樂或團體活動，非直接回饋到學業這個目的，都有可能被認為是玩樂。它沒有正當性。如果有，似乎也要在下課了、老師離開教室之後，或是被當做研究課題。即便如此，玩樂話題的釋放總是謹慎的。
但，玩樂在校園有官方支持，基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競爭、知識經濟的追求，大學會想展現創新而開設非傳統分野的專業課程，赴外短期交換的機制更是創造了玩樂、交友與旅遊的時空。玩樂的公開化，無論是透過社群還是學術平台，衝擊著既有感知。[2]
剛放下的論文草稿，記載年輕女性去韓國遊學、交換的經驗，從各種自我回顧與描述來看，她們似乎非常滿意這個跨國體驗。在亞洲媒介文化中公認的時尚之地，盡情吸收流行元素，在裝扮上下功夫，符合當地的主流性別氣質，回到台灣，一個對女性氣質與打扮要求相對鬆散的地方，她們更是游刃有餘，可以從服裝打扮上高調展現自我，也能選擇性的批評或融入本土審美標準。
這根本是一篇女力（girl power）的書寫啊。女孩藉由跨國流動帶來的賦權自我敘事，是我感到最訝異也不安的地方，放在其它跨國女性流動的參照圖像裡—移民、難民、留學生、白領、移工、旅遊者、婚姻，她們在一個相對舒適的條件內進行合約式的境外體驗，在有限的時間內極致化感官探索，包括擁抱消費市場所提供的個人主義。
國際姊妹校的締結讓大學生、研究生體驗世界變得容易。不同於留學生，交換生的目的不是學位，少了學術、甚至是無法掌握年限的壓力，多了時間玩樂，應該是一個身心比較平衡的時光吧。
那何來的不安呢？我檢視自身的經驗與學院慣習，希望自己不是在二分學位追求與交換生經驗，吃苦與玩樂，還有智識與身體。
在國際交流尚未在大學建制化的1980年代末，我因為有移民美國多年的阿姨，與留美父親的支持，能在國中二年級出國當小留學生。阿姨與父親都是困苦、吃苦過來的人，透過教育與考試突破階層限制，爭取優勢的文化與經濟資本。相較之下，我沒吃什麼苦，至少以物質條件來說。也是在這個相似的基礎點上，我認為移動的女性身體在現今普遍的交換制度之下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面向。
身體是延續有機體，永遠進行式。在美東剛念九年級時，我的腦袋裝滿了在台灣吸收的日本少女雜誌的打扮圖像。我的高中在名聲良好，競爭激烈的中產郊區，同學除了白人，還有厲害的印度裔與亞裔學生，不到一天，我就將日本流行雜誌的穿搭術擱著，當時的身體範本就是assimilation（同化），如果可以，最好把自己弄成活潑參與社團的A+學生，這不僅是因為我在少數民族表現優異的群體內，還有高中、青少年階段面對同儕、同質壓力的生存策略。
在北加州上大學時，買參考書時書店用的購物袋裡，總會出現雜誌訂閱的廣告，各種女性雜誌，便宜的提供給大學生，這些雜誌是重要的調劑，宿舍裡的女同學也時常討論知名內衣型錄，瞎起鬨要穿什麼約會，還有如何避免freshman fifteen（新鮮人的15磅）上身。在多元文化主義為主流的1990年代，在少數族裔為多數人口、女性主義的批判思考普遍的校園裡，我的身體感覺特別良好，但那似乎也是一個感覺而已。
在洛杉磯念碩士的兩年，我的身體有了速度，以駕車體、人機體，在大洛杉磯區（Greater Los Angeles）的各種快速、高速道路網絡穿梭。除了速度，駕車空間是一個移動影像與聲音的個體戶，這是一個沒有開車就彷彿沒有個人自主性的城市。洛杉磯擴散式的都會結構，強化了內在區域感，族裔、階層的分隔與重組。「在地」產業好萊塢主導的媒介、宣傳文化，從不停歇慾望著性感的身體。逛不完，且作為快速道路（freeway啊！）終端機的mall與outlet則提供無縫接軌的相關商品。
去相對樸實，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市（Iowa City）念博士班時，我染了金橘色的頭髮，我的老師與同學以為這是加州風，但其實是對聽話女兒形象的軟弱反叛。博士班裡，一位波多黎哥來的同學直說她與先生努力的做愛想要懷孕；一位學姐總是在課堂上站著聽課，原因雖是長期記者工作的職業傷害，但這也是她的身體政治，從身體的壓迫探究記者勞動，同時挑戰教室裡「原本就該坐著」的自然而然。寫論文的那年，我與其他亞裔婦女聯盟同學常聊身體的種種，也會討論所上女老師的健康情形，我們疼惜他們的病痛與缺乏體制支持，也思考著我們極有可能進入學院體制的未來。Can we survive the system’s harsh beating?
以上自我敘事，是我就自身的跨國流動經驗，試圖抓出一些顯著的性別框架與身體參照。當然，不只這些，親密關係、成家後的性別分工、生兒育女、醫療經驗、各種跨國、跨界的媒介與商品消費等，都在養成流動女性身體經驗。沒有閱讀同學論文之後的「不安」，我大概也不會有這樣的反思。[3]
我的不安，是一個在安逸的女力氛圍裡，必須要動員（mobilize）女性主義位置的不安。怎麼說呢？強調女性特質，身體作為資本，其實是後女性主義媒介文化（postfeminist media culture）的特性。後女性主義媒介文化的語言不再是抗爭，而是感性（sensibility），[4]女性獨立自主，不再苦情或受壓迫的論述當道，在西方自1990年代普遍。而且，根本不用學院出身的女性主義者來代言，廣告，電影、影集早就時尚化女性主義；亞洲的媒體也有各種進口、翻譯與在地化的作品。[5]女性主義的語言與思維能夠普遍，是很棒的一件事，但沒有人講sexism不代表這事就不存在了。女性主義派別間的辯論與權力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意識一方面深化了這個批判傳統，但另一方面卻也離大眾更遠了。
學院的學生來自大眾，儘管我們對研究生有學識上的假設，但學生在短時間之內被期待扮演學術角色，說學術的話，壓力不小。要讓女性主義能夠活起來，或許還是不要做過多的假設，才能鼓舞有感覺的性別話語。（現在就是意識形態的批判也沒fu，女力滿天飛也沒fu啊！）
教學給我帶來震盪（affect），像是，我該如何對學生表達我的矛盾情緒，如何不要讓自己成為「過時」的女性主義者—especially feminists who can’t have fun—但又不想扮演女力啦啦隊，壓抑自己情緒而迴避真正的溝通。這種曖昧不明的態度，證明了我也是後女性主義媒介文化下的產物。
在一個不太需要宣稱女性主義的時代，更local（局部）的女性主義者的出櫃，似乎還是有必要。這是一篇出櫃文。
[1] McRobbie, Angela. “Shut up and dance: Youth culture and changing modes of femininity.”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55.
[2] 這麼說對於經濟吃緊，學術動機強烈的交換生挺不公平，我在此致歉。
[3] 順帶一提，在美國期間，我的跨國意識其實沒有很強，跨地與長時間的在地生活與交涉才是關鍵。這跟1980末期的本土國族意識尚未進入到教育體制，以及當時所仰賴的跨國家族資本網絡有直接的關連。近期興起的交換生制度，牢牢的鑲嵌在國際交流的框架裡，讓參與者似乎更有意識的演出「國家代表隊」的身分。
[4] Gill, Rosalind. “Postfeminist Media Culture?” in Gend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2007: 249-271.
[5] 楊芳枝。〈美麗壞女人：媒體女性主義的歷史建構政治〉。《知識型構中性別與權力的思想與辯證》，謝臥龍編。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455-486。楊芳枝。〈第五章：流行文化裡的性別〉。《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二版，黃淑玲、游美會主編。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7：107-127。Yang, Fang-chi. “Constructing Shou-nyu’s Identity and Desire: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Taiwanese Sex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3 (2011): 235-249. Yang, Fang-chi. “Remediating Japanese Dramas: Exploring the Politics of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in Loser-Dog Queen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46.5(2013): 1070-1091.
Eva Tsai
過去是無意識的工作狂，兩個孩子的來臨解構了我對於現實的所有假設。也帶來了機會學習，休息，生活，嘗試，專心，讓空氣流通，成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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