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秋季，我遇到了個人職涯以來可能是最接近理想的教學工作狀態，這有點像是幾十年才會發生一次的天文現象。
「理想的教學工作狀態」可以長什麼樣？以前覺得，無非就是能開自己擅長的課、授課鐘點達標。至於多少門課，什麼樣的搭配，落在自家怎樣的生命狀態，通通要hold住就對了。
「最接近理想」的這幾個月，我感到自己能夠不疾不徐的投入，有餘力整合、更新內容，專注於教學現場的解釋與溝通，也不畏懼thinking on my feet，做即興的決策。如果有哪位先進覺得這根本是再平凡不過的教學狀態，那真是可喜可賀，因為本人花了18年才有此體會。
教學的現場與過程總是充滿了變數，到底哪裡不一樣？
前世今生
當然，每學期的總課程負擔，還是有影響。
有很長的輪迴，我都是負責研究所的專業課程，就是理論很多，念很多論文跟書的那種課。初接教職時，一位前輩曾用slave driver來形容必修課教師的角色，當時我腦中浮現拿著鞭子在後面奴役學生唸書的畫面，只覺得，「我要進入這樣的角色嗎！？長期下來，心理會出問題吧。」當時的我還特地去找了Mass Comm Murders 這種「創意、解謎式」的參考書（附圖），提醒自己不要變成苛刻的監工者。如今再看這張圖，還是挺「虐」的。一學期開兩門研究專業課程，就用掉了絕大部分的戰鬥力。
多年之後，一些新的條件相繼出現之後，我才有機會挖掘自身在其他類型課程的潛力。
這一回的總課程配置是：一門大學通識課跟兩門研究所的選修課。兩門選修課所需要的氣力跟前面所提的專業課程不太一樣，一門是傳播實習課，一門是傳播專題課，教學方法偏向各別指導、跨領域專家演講，業界參訪等，在這個前提下，我開心的發現可以花較多的心力在大學部通識課。
這門全英通識課，「流行文化與亞際溝通」（Popular Culture and Inter-Asia Dialogues），每幾個學期就會開一次。有「流行」加持，課程名稱討喜，修課人數通常不會太尷尬。這次近60位學生，一半以上有跨國、跨族裔、外籍背景，無論是學位生或是交換生，英語是最大公約數。
別看「討喜」的課名，這門課在大學部跟研究所，歷經了無數次的挫敗與演化。「全英」兩字，可以瞬間讓一門課變得不討喜，也可以吸引到有需求的族群，特別是當跨國背景學生增加，以及當學術單位做了全英課程的整合。
課名裡的「亞際」，指亞洲在地的連結，像是K-pop的區域化，或是亞洲兩地以上的參照視角。在千禧年後的第一個十年，我的上課內容偏重東亞（日韓中台港），隨著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社群的成長，學界有非常多的接觸與辯論，也多了研究案例與資源，第二個十年，我就嘗試將印尼、印度、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東南亞的流行文化納入課程。加上自己的研究也一路從東北亞轉到東南亞，剛好可以做第一手、有切身fu的分享。
教學與研究興趣的結合雖然鼓舞著我投入這門課，但面對多人課程，教學現場永遠考驗交代脈絡、引導的功力。某年，我在育嬰假結束後重返教學現場，明明一篇以前讀過，熟知的文章就足以好好的說明一個概念，我卻因追趕最新研究的焦慮而「備了太多料」，規定著自己多看幾篇（這才是真正的隱藏自虐版課綱），導致滿嘴好料，卻無法適切的轉換表達，事倍功半。
流行文化與通識課
雖然開過很多次這門通識課，每每站在講桌旁，還是會冒出「學生應該比我懂最新的流行文化吧」的念頭。論壇、維基、什麼樣的資訊都有。如果流行文化課就等於最新流行動態，應該沒有一門課比得上網路與社群世界的速度。流行文化為什麼是通識課呢？進大學上流行文化課，可能有什麼收穫嗎？
無論怎樣的妄想、誤解、或期待都沒有關係，「流行文化」確實有「新」的特質，跟新世代關注的事物跟思考方式也相關；過往，電視劇、音樂、偶像等商業媒體系統的產物可能是常舉的例子，這回，YouTube、「街頭運動」主導了學生們眼中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不會只是潮流、眼前的事，或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中文的「流行」總是連結著「最新的」，「潮流」，「fashion的」意思，「流行」的英文字源（popular）卻包含著對於對應群體的提問，到底是那些人民群體？臉書用戶、果粉、庶民，姐姐們等。有時是操作出來的類別，有時也成就了主動入座，主體化的機會。
我的流行文化通識課，就是去探究這些不斷變動的群體、組成與實踐。
這麼說來，流行文化的通識課，好像可以沒有特定「內容」或是「議題」？又或只是大家來聊聊？
以往，我嘗試過各種「活潑」的上課方式。但2019年，我的上課方式頗為傳統，每週有指定讀摘與影音，然後自製PPT講課，沒有花招，我還常製表。這是刻意的選擇。因為，即使是同一個社會成長的世代，都不一定有共享的流行文化，更何況我的學生來自全球各地，要在流行文化這個領域裡對話，並留下什麼，應該需要一點共同學習的經驗吧。多年下來，我習慣研究所cozy的上課方式，也只有這門大班級的課會強迫我成長為「lecturer」，這次我決定更為擁抱講課模式，善用授課者所具備的最大權力，把握細節的選取與組織。
3 .微型區域史
從流行文化出發，到底可以幹嘛呢？
備課講課，我有一個慣用的「微型」區域史搭建手法。就是從指定閱讀節錄裡的流行文化案例出發，快轉到今日、也回溯十年、二十年等幾個相關時期的轉變。
以澳洲學者馬嘉蘭（Fran Martin）鑽研的中港台校園少女羅曼史（schoolgirl romance）為例，如何搭建這一個跨媒介（電影、小說、漫畫、偶像劇）、跨性取向（異性戀、女同志、百合）的類型區域史？往回推，有Choi Jinhee這位在英國教書的韓裔學者的發表，她關注這種類型的流通與影響，特別是在1920年代，日本殖民帝國的擴張期，當時，韓國、中國、跟日本的讀者跟作者，透過小說創作與雜誌圖像習得少女美學[1]。
時間再往後走一點，冷戰時期的1970年代，南韓、台灣官方禁止檯面上日語流行文化的散佈，卻阻擋不了地下同人誌文化的形成，這方面可參考美韓裔學者秋菊姬（Khukee Choo）的研究與台北訪談podcast（點擊連結收聽）。
1990-2000，台灣媒體解禁，同志酷兒運動興起，我就用《藍色大門》、《女高怪談》系列電影、岩井俊二的電影當例子，說明東亞通俗電影如何轉譯這個類型。近十年，校園少女羅曼史透過網路，串流平台，有更多樣的跨國演化與新生（如愛情劇《海吉拉》、小說《花開時節》），時而向傳統的美學與感性致敬，時而呼應當下的現實與感受。
之所以稱之「微型」，可能是因為我一開始的目標就不是什麼嚴謹的「區域史」，而是想引介有洞見、有區域概念的流行文化研究。
微型，也是因為個人化（personalizing）的講述方式，我總是把自己放在這些時期的敘事裡頭，有時是透露消費經驗（例如1980年代看金庸港劇的經驗），有時是分享後知習得的素材（例如生祥的音樂），有時是呈現個人偏好（例如在談亞裔媒體再現時，表達對於美劇《實習醫師》裡的韓裔加拿大演員Sandra Oh的崇拜），有時則是分享親身的研究情境。這些都是我與區域史的多重邂逅。
某日，我問同學們是否想修一堂叫「流行文化與亞際政治」的課，那是當日的主題，算是質疑自家課程名稱裡「流行文化與亞際溝通」所隱含出的跨文化理想主義，越交流越理解與融合云云。我用表格列舉近20年來，從流行文化場域蔓延到政治的國族、文化衝突與動員，像是張惠妹的國歌事件與中國的封殺抵制、第一波韓流明星宋承憲的逃兵事件與跨亞粉絲的聯合「出征」、周子瑜的國旗事件、薩德飛彈與中國影視的禁韓令、還有美國職籃NBA挺香港反送中所引起的中國矛盾。
我參與了這個領域的研究，算是旁觀了一些衝突背後，奔放與脆弱的集體情緒。如何在教學現場，面對各種立場的學生，把盤根錯節的流行文化與政治行動說清楚，還是會感到「不好說」。
但當更多亞洲的研究者投入類似的主題研究，當各路觀察者、鄉民、婉君、粉絲都已經大書特書（中國肖戰粉與同人圈的戰爭是近期的焦點），甚至認為明星的「政治sense」跟情商一樣重要時，整個區域的感覺結構也已然改變，地緣政治當然也構成理解流行文化的素養，也應該放在通識課裡對話！
Tricky的細節
這堂課的評量，有可以發揮個人經驗的回應小作業，也有期中、期末考試。以往，我習慣出簡答及申論題，幾乎不曾出選擇題，總覺得這是泯滅表達與思考的出題法。Never say never，這回，我把一半的試題押在選擇題上。
例如：以下哪一個關於林生祥與鍾永豐的歌曲〈菊花夜行車〉的說法並不正確？(A) 介入性的音樂 (B) 在網路上瘋傳的客家流行音樂 (C) 融合多種藝術形式（含魔幻寫實）的音樂（D）啟發眾多世代的影像、藝術與文化行動者？
“The Night March of the Chrysanthemums” by Lin Shengxiang and Zhong Yongfeng is not an example of
- Music that has a strong interventionist stance
- Hakka popular music that went viral
- Music that incorporates several traditional art forms including magical realism
- Music that inspired a generation of artists, filmmakers, and cultural activists
有學生反映我出題方式太詐（tricky），太多細節。以往，我很少認為文化的細節應該拿來考試，我也可以理解，有人會覺得，細節為什麼不能就當作「文化賞析」，在課堂裡介紹完就好了呢？
針對前面的選擇題，我與學生們曾一起在課堂裡聆聽〈菊花夜行軍〉，討論著中英文對照的歌詞，分享著對於曲子、聲調、語言的熟悉與陌生感（如像歌劇，不像華語流行歌等），我補充了台灣加入WTO的背景，與這個運動的跨階級、跨族群意義。這些細節與當下，也許可以創造一點區域史的感覺，考題再相見，只是鼓勵有參與課程，完全吸收的同學，倒不是得硬背些什麼。
況且，這些細節不是只屬於台灣或客家文化的，它可以屬於一個在菲律賓長大，來師大念大學學位的同學，也可以屬於一位日籍澳洲成長、來師大交換的學生，又或是一個高雄長大，來台北讀書的大一新生。
他們著眼的細節，當然也是我的機會教育。
期末考的簡答題，我請同學們針對亞裔於流行文化的再現舉例，有位學生提到了《縮小人生》Downsizing（2017）這部帶著科幻、諷刺元素的美國電影，劇中的科學家找到了一個解決地球能源危機的方案，透過縮小手術，將人變成約13公分的人，並且在可以永續的縮小社區開始新的人生。中年、人生不上不下的主角（好萊塢演員麥特戴蒙）選擇了這個方案，在縮小社區裡，他立即變的富有，但也發現新世界還是複製了一些原有社會的問題，他認識一位因為出錯的山寨技術（縮小手術），而失去一條腿的越南籍女性（美國亞裔演員Hong Chau飾），在新世界成為難民、貧民、以及社運人士。
改考卷的當下，我其實並不知道這部電影，最省力的答案可能是我上課談及的例子，2018年的全美賣座電影，《瘋狂亞洲富豪》，或是已熱播六季的情境喜劇，《菜鳥新移民》。我很感謝這位學生的分享，因為很多時候，亞裔的再現討論還是偏重華裔或是台裔，特別在台灣。當更多不同經歷與背景的同學參與課程，他們著眼的細節，提醒著我另類參照的可貴。
關於紀錄教學這件事
一開始寫下這個經驗，有種紀念意味。原來教學可以有這麼滿足的時刻，而不是只有一種搾乾、toiling之味。原來在KPI主導、日益嚴峻的高教環境裡，竟然還有這種創造主體性的空間。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造成全球邊界控管，線上教學勢在必行。才幾個月前走過的路，亞際、跨地域的共學，更顯得可貴。
某種意義上來說，紀錄教學，或許也是一種打破隔離的方法。高教環境迫使讓許多的教師成了專注自我的個體，彼此的共性可以來自對於體制的不滿或是抵禦，但是，教學的日常，教學現場的燃起感與創造時刻，或許更是高教勞動者需要交流的共性。
最後，僅以泰台亞際流行舞曲串燒，紀念那一去不返的2019通識課。
[1] Choi, Jinhee. 2017. “Ribbons and Frills: Shōjo Sensibility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Popular Culture. Edited by Koichi Iwabuchi, Eva Tsai and Chris Berry. London: Routledge. 178-190.
Eva Tsai
過去是無意識的工作狂，兩個孩子的來臨解構了我對於現實的所有假設。也帶來了機會學習，休息，生活，嘗試，專心，讓空氣流通，成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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