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去當山形影展的志工

「誰想得到國際知名的山形影展，居然是在這樣全手工而且沒什麼效率的環境下做出來的呢。」……《共誌》的特約記者張雅晴告訴我們她在日本參加山形影展志工工作的經驗……

 

2015年夏天，山形影展的志工招募網頁上，截止日期已經超過。未來會不會繼續留在日本仍是未知數，想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參加山形影展，我硬是用不甚流利的日文寫了一封長信向主辦單位表明想要當志工的意願。隔天我收到回信，對方親切地歡迎我加入接待組，並附檔了一份需要翻譯成繁體中文的壽司菜單。由於山形市內的壽司店並沒有提供外文菜單，為了有利本地店家招募客人以及方便參加影展的外國客人用餐，翻譯壽司菜單就成了我在山形影展的第一份工作。

除了有支薪的影展工作人員需要提早一週到山形外，住在山形市外的志工並不需要也不被期待參加事前的準備工作，但每週我都會收到從山形郵寄來的會議報告與各種資料。接待組的工作手冊除了記載了基本的工作守則，還花了許多篇幅描述志工可能遇到的問題與建議解決方法：從「被要求照顧小孩」、「來賓因為宗教理由不想跟某人一起行動」到「到車站迎接來賓時忘記帶海報」等不到現場很難想像的情境都被詳細列出，看得出是過去影展累積的豐富經驗談。

夜行巴士抵達山形的早晨，我沿著信件指示來到山形市公民會館的二樓，即將作為接待會場與事務局的禮堂仍亂成一團。從場地佈置、製作影展的整理券到包裝伴手禮，大量事前準備工作都是在開幕前三個小時內趕工完成的。在剪整理券時，隔壁一個來自東京的大學生說，他曾幫忙籌備東京國際電影節，相較之下，山形影展的工作方式真的很少見，「誰想得到國際知名的山形影展，居然是在這樣全手工而且沒什麼效率的環境下做出來的呢。」都是靠熱情啊、熱情，另一個大學生附和道。

 

 

影展期間並非假期，除了山形本地人外，為數不多的外地志工與工作人員幾乎都是東京來的大學生或打工族。對學生來說，交通費和最便宜也要一晚4000日幣起跳的住宿費大概是此行最沈重的負擔。來到山形的第二天我就搬出好不容易找到空房的商務旅館，和幾個學生一起擠在五疊褟褟米的租屋處 。借住的人們來來去去，有的時候人太多，甚至還有人睡在櫥櫃中。不管居住條件怎麼樣，那時我們都抱著「能看片就好了」的心情，每天睡前都要把已翻得破爛的片單拿出來大肆討論。

在與會的導演陸續到場後，我對山形影展的「熱情」才有了實感。許多人一進門，就用不甚準確的發音喊著我們的小組長中野跟落合的名字，給她們大大的擁抱與感謝。這兩人雖然沒有辦法說流利的外文，也很少和我們談論紀錄片，但負責事前聯絡的她們不但記得各個導演的細節，也熟知每一個曾來過山形的導演。「Welcome back! 」落合小姐常常這麼說。

接待組名義上是負責接待剛來到影展的來賓，但大部分有外語能力的志工都被集中到這，所以這個小小櫃檯也包辦了所有來賓的觀光需求以及各種生活上的疑難雜症，大家對日本的各種想像也在這裡展露無遺。印度來的女導演一直問我東京哪裡可以看到日本的「次文化」；某天一個西班牙導演的太太來到櫃台，問我們哪裡有賣Higonogami，在場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手忙腳亂查了半天才確定她要指的是名為肥後守的刀。後來我在amazon幫她買了一個不到一千日幣的拆信刀版本，獲得老太太一個親吻。

從事前準備到影展期間的活動舉辦以及每日新聞的採訪印製，山形影展的「全手工」固然樸實可愛，但在工作人員過少與志工過多的狀況下，工作分配上的確很難稱得上是有效率 。在放映組與採訪組工作的朋友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還要抽空在放映室偷偷補眠。而我們接待組的小組長雖然忙得要命，志工卻常常沒有工作。一開始臉皮薄，沒有工作時就在事務局等待，後來想看的片越來越多，也不管是否已經播到一半了，一有時間就往放映廳跑。影展期間，志工可以自由進出各個放映聽，連工作手冊上都明白寫著歡迎大家一起來看紀錄片。

但許多山形本地的志工即使在休息時間也不曾去看片。這些地緣的志工中，有英文系出身卻沒有機會使用英文的家庭主婦，也有曾經留學法國的寺廟住持，或是在公民會館旁開咖哩店的尼泊爾人。他們對紀錄片並不特別感興趣，但仍樂於幫忙，每屆固定參加的人也不在少數。影展沒有多餘預算，除了訪問與座談時有翻譯在場，其餘接待工作完全交由我們這些素人負責。事務局後方的工作人員普遍只會說日文， 雖然比手畫腳的情況不在少數，但也沒出過什麼大問題。笑一笑，不成句的英文單字和紙上的數字是世界通用語。

 

清早在展場之一的山形美術館前的攤位，影展志工的餐券在這裡也可以使用。

影展會場外的山形物產展，中午還會免費提供蘋果與白飯讓觀眾試吃。

 

雖然影展的成功確實是來自於在地人的積極投入與合作，但是過去我對山形影展「全市一齊投入」的認知可能也是過於美好 。在地的志工說，山形市有很多人到現在還是搞不懂山形影展是什麼，只是注意到每兩年的秋天都會有大量的外國人出現在街上。山形影展在國際上的知名度雖高，但對多數日本人而言可能還是個陌生的名字。

去年影展的負責人藤岡朝子來到我們學校的課堂演講，整間教室六十幾人之中，只有三、四人曾聽過山形影展。相反地，我在明治大學旁聽的寫真講義課幾乎全員都趁著週末來到山形。同校的日本朋友消極地說，除非是念相關科系，不然一般大學生真的很難接觸到影展的訊息，就算想去也不知道哪裡有舉辦。幾個來自東京的志工朋友也說，在他們的大學裡，喜歡紀錄片或是非好萊塢電影的人相當小眾，很難找有一樣興趣的人。過去在臺灣已經很習慣大大小小的影展訊息出現在臉書塗鴉牆上，傳播科系出身加上身邊好友大多對電影有興趣，我從來沒有想過「參加影展」會是一個多麼特別的行為。

日本友人曾說他對電影最早的記憶是來自於公民會館每個月的放映會，透過大人之間的寒暄，即使在學校不熟的同學也會互相打招呼，是一個不同於學校的社交場域。以公民會館為中心的山形影展和這種地域性的放映會有許多相似之處，社交也是整個影展的重點。山形市很小，走在路上總是很容易遇到剛剛才接待過的來賓或是昨天一起喝酒的人。若有朋友來山形，不用聯絡也一定會在某個地方巧遇，可能是放映會場，也可能是在不同會場間移動的路途中。有時我懷疑自己是否已經在這裡住很久了，否則為何會在日本街頭頻頻和不同的人打招呼。

 

來自不同地方的導演們夜晚聚集在香味庵喝酒聊天。

 

夜晚， 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人都會集中到香味庵喝酒聊天。世界各國的導演和觀眾聚集在這裡，酒酣耳熱，管他是大導演還是無名創作者，和誰都可以輕易地說上幾句話。年輕導演們穿梭在會場，交換著名片和展出影片的片名。影展中一部片會播放兩次，在香味庵的心得交流也成為影片的最佳宣傳機會。傳奇的編劇兼導演的足立正生出現時，新加坡導演丹尼爾紅了臉，湊過去一邊聊天一邊發抖，之後高興地抱著我尖叫「他說喜歡我的片！」。在香味庵，有人交流創作經驗，有人談論自己的家鄉。英文日文加點比手畫腳，能溝通就好了。

我終究還是沒有留到閉幕。翹了不少課，已經不得不回東京。很多沒看到的片聽說不久後就會在東京上映。交了幾個朋友，相約還要再去影展。我們就跟那些平常不會打招呼，到公民會館看電影時卻可以當朋友的日本小學生一樣。上車前，朋友打電話來說他還在放映室工作。大四的他已經是最後一次參加山形影展「你今天沒看到那部片真是太可惜了，超級棒！」「之後會在東京電影節上映，記得來啊！」離開影展，我們還會是朋友嗎？我不確定。但如果還有機會的話，還想再跟大家一起看電影、喝酒聊天到早上，然後被烏鴉追著跑。藤岡朝子在演講時放了一段90年代影展的紀錄影片，從畫面上看得出來空間很小，人們擠在一起笑得開懷。那時她描述的山形影展的獨特魅力，我深深體會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