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慕情：「當人們把一部分的生命交給了你，你得用同樣的重量去對待他」

採訪、撰文／劉嘉偉  圖／胡慕情提供

 

《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作者胡慕情。／陳璽尹　攝

 

9月8日，二十四節氣中走到「白露」，島上迎來今年第一道鋒面，夜晚漸涼，清晨的草木上有了露水的痕跡。獨立記者胡慕情才自日本返臺，此行她是去採訪川內核電廠重啟的專題。自從完成《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之後，胡慕情仍持續往返農村與城市，執筆的手，一刻也沒停下來。她說：「這十五萬字是為了召喚行動再起。」

《黏土》是以苗栗縣灣寶社區兩次對抗土地徵收為核心，從時間的縱深，梳理百年來，臺灣農業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堆疊著三代之間，每個時代人物的生命故事。社運工作者顧玉玲在《黏土》的序文中寫著，「期待一本深入農村、爬梳史料、重新述說臺灣農業與農民處境的書，終於我們等到了。」

 

張木村與洪箱的四位孫兒在西瓜田玩耍嬉戲。／胡慕情攝

 

與灣寶居民的第一次相遇

關於胡慕情與灣寶的相遇，要從2009年開始談起。當時面臨第二次土地徵收的灣寶社區，由於在苗栗的抗爭長期不被媒體重視，因此抗爭的主要策劃者，洪箱、陳幸雄、謝修鎰等，決議將抗爭戰場拉到台北環保署召開的「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環評大會」。這場滂沱雨中召開的記者會，是胡慕情與灣寶居民的第一次正式相遇。

胡慕情在書中寫著，「灣寶的力抗徵收使我印象深刻，有別於其他開發案在地居民的死氣沉沉或無所適從，灣寶居民團結一致的氣勢，隱隱鼓舞歷經多宗抗爭失敗案例的我，也讓我好奇為何農業衰敗之際，有人力守農地。」

 

灣寶居民拿著相片立牌諷刺時任苗栗縣長的劉政鴻。／胡慕情攝

 

由於胡慕情的採訪習慣是長期追蹤一個事件，持續追，直到事件結束。因此，在記者會結束之後，胡慕情仍繼續關注灣寶的抗爭，並且多次進入苗栗田野，參與居民的日常生活。長期下來，胡慕情與居民建立了彼此信任的關係，他們主動希望她幫抗爭留下記錄。「在跟居民的討論過程中，我慢慢去思考，是不是可以透過灣寶，引導讀者看到百年臺灣農業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胡慕情說。

挑戰傳統新聞書寫的侷限

隨著《黏土》的書寫，胡慕情也開始挑戰傳統的新聞敘事方式。胡慕情認為：「如果媒體的其中一個作用是要增進彼此的相互了解，去造成改變，那麼目前的報導方式是行不通的，因為主流新聞的報導非常單一，沒有曲折的脈絡思考，人物形象非常單薄。」對於胡慕情而言，假設記者沒有辦法突破純淨新聞的敘事框架，那麼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就永遠不會被挑戰，甚至改變。

2010年之後，很多新媒體跑出來，但這些新媒體因為沒有足夠的財務支撐，所以沒有辦法一開始就發展比較深入的報導。當同類型的新媒體大量出現，記者書寫的內容就非常類似。胡慕情無奈地說，「我就覺得，多我一個，少我一個，好像也沒有差。報導的量雖然出來了，可是社會好像沒有改變。」

身處新聞產業急速衰敗，社會上普遍瀰漫著對媒體不信任的大環境，胡慕情不斷追問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改變的不可能？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視線轉到胡慕情的日常媒體實作。她說：「我一開始在小眾媒體，所以傳播效果不好，所以我開始把新聞放到部落格，後來我發現，只要是四平八穩的純淨新聞，它的點閱率都很低。」為什麼四平八穩的新聞，讀者反而不喜歡看？胡慕情的疑問是：「我報導的並不是不正確的新聞，也不是腥羶色，可是為什麼閱聽眾不想看？」

於是，胡慕情開始練習描繪現場，也就是類似採訪側記的現場觀察。胡慕情說，「作為一個記者，我去把現場互動的感受寫出來，那些文章的點閱率就很好，傳播效果就很高。」從部落格時代的觀察，使胡慕情更重視新聞背後的脈絡，以及自己作為記者參與其中的故事，這些實踐，都是試圖從各種零碎的表象，拼湊出事實的全貌。

當感性消滅了理性

然而，當時雖然掌握了部分的書寫方向，卻忽略了，當記者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其實也剝奪了閱聽眾的思考空間。胡慕情說：「一開始把『我』擺得很前面，大家會願意去看，可是後來大家看到的是你，而不是人物。」她接著說，「在抗爭現場，記者確實會有些感覺，然後開始會想用側記的方式讓社會關注，可是那樣子的書寫勢必是感性大過於理性；當感性凝聚成一股力量，是會把理性消滅掉的。」

 

灣寶居民在臉上寫上「西瓜」與「灣寶」參與抗爭。／胡慕情攝

 

經歷一連串的觀察、反思、質疑，胡慕情開始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式，她盡量把自己作為記者的身份放在很後面，她還是會有情緒，可是那些情緒可以放在現場細節的描述。胡慕情說，「就是很精細地做田野的描述，讓受訪者講他的話。另外，記者也不是去把現場帶回來就好。記者必須不斷質疑，質疑現場的人，也要質疑自己，唯有這樣反復的過程，才有可能接近一點真實的樣子。」

書寫的轉向，也具體實踐在《黏土》的敘事結構。《黏土》有三個敘事聲音，一個是人物本身的聲音，一個是農業政策與政治經濟分析，另外就是2009年之後，胡慕情的角色開始進來。胡慕情說，書中的「我」的聲音其實很小，幾乎沒有，需要放在前頭的是受訪者的面貌，讓受訪者作為主要的敘事焦點。

從人物構連到政治經濟

傳播專業出身的胡慕情，寫人物、田野，或許得心應手，但在這本書，她有一個更大的嘗試，就是試圖將人物的故事連結到臺灣百年來，農業政策與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於是，我們順著《黏土》的敘事，看到洪箱踏上火車月台，來到桃園的紡織廠；看著吳櫻男漂流在新店的砂石場、台北的中華商場，然後是高雄的拆船廠。這些人物的生命故事，對應的是臺灣1960年代以農養工，使得農村青年人口游離而出，輾轉在都市的底層謀生，以填補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廉價勞力需求。

胡慕情說，當她要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決定同時呈現宏觀與微觀的書寫樣貌。主要的原因，是深刻體會到傳統新聞書寫的侷限，為了讓讀者更全面性了解土地徵收議題背後的脈絡，她除了書寫抗爭人物的故事，也企圖從政治與經濟結構去分析。

只是，定調了這種書寫方式，面臨的一定是更多的挑戰。

胡慕情做了非常多的功課，幾乎把市面上談戰後經濟和土地改革的書都讀完，另外也包括在戰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比較關鍵人物（例如王永慶）的傳記。《黏土》寫到第六版，確定主要的素材後，胡慕情就開始讓學者與受訪者參與審稿。從作者的筆法、故事與資料的正確性、史料的範圍等，不斷修改與調整。《黏土》在定稿前，字數已突破20萬，最後是在與出版社來回不斷討論與刪減中，才確定了現在的版本。

召喚行動再起

自從2005年十一月踏入左派辦報的《臺灣立報》以來，胡慕情入行已經十年，這段期間，社會運動再度風起雲湧，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反中科三期四期、反國光石化，以及反大埔徵地等，「明天拆政府」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在臺灣輿論看似逐漸重視農業與土地徵收議題的此刻，胡慕情仍掩不住對現況的憂心，她說:「土地徵收的事情還沒有結束，制度還沒有改變，迫害還沒有停止。」

 

2010年11月，美濃的稻田被收割成土地正義四個大字。／聊落去攝

 

要推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的關鍵是，社會的輿論有多強的支持度。胡慕情認為：「我覺得社會存在改變的潛力，只是我們要讓閱聽眾去了解問題，去思考我們到底要制定怎麼樣的土地政策。」她繼續說：「《黏土》可能不會帶來立即性的改變，但對我來說，這是必須要做的，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但至少是一個嘗試。」

把一部分的生命交給你

走過十年的媒體路，胡慕情認為從事新聞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是，「必須要不斷走進田野，要走進去，才知道整個地理的脈絡跟人的互動關係，不到現場去，很難知道到底有什麼缺漏。」另外是一定要讀書，胡慕情認為：「當你固定閱讀，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寫作功力，二方面是採訪的時候，可以有其他的觀點存在。」當記者走進田野，並且不斷補充很多知識，就更有可能貼近事實的全貌，唯有那個全貌不斷被看見，才有可能讓整個媒體環境變好。

回歸新聞的本質，胡慕情告訴《共誌》的一段話，讓人動容：

新聞就是人，我們關心的是人的事情，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新聞視為很單純的工作。我不認為在採訪對象身上拿一個東西，寫一條新聞，我們之間的關係就結束了。對我來講，這不合理，因為每一個人把自己的故事講給你聽的時候，他其實把一部分的生命交給你。我覺得那個東西很重，所以你要用同等的力氣去對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