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ABU 50 Years, 中廣四十年
12/07晚上在高雄茉莉買了這本二手書：《我與廣播電視》翁炳榮回憶錄；翁炳榮是誰，不太知曉，其女兒是翁倩玉，阿，這樣馬上就有興趣。
簡單說，翁炳榮其實也是電視圈之人，只是很少人得知他是那時臺灣推動電視的幕後推手之一。書中幾件事，才知歷史寫照是由幾個人脈努力串連出來。
翁炳榮身份特殊 (臺灣長大，為抗日赴大陸完成學業)，得在戰後，被臺灣中廣派駐到東京麥帥指揮總部任職心戰部。就是這層關係，結交許多NHK人士，有助他協助當年國府評估建設電視的可能。藉此關係的努力下，原來當時中廣的第一次電視展示活動，正是由他協助讓中日合作演出。雖然，中日關係他助益甚多，但是意外地，翁炳榮也是早期終結日本廣播遞信制度收視費的決定者。肇因於戰後接手台廣時，他看不出收視費業務的可行性，所以將所有收費員資遣(後來國府仍有部份恢復，但是制度已經變質)，從此臺灣與歐洲公共廣播制度說再見。
之後翁有意的親日行動仍顯意義重大，原來他還是1966年協助臺灣中廣，史無前例舉辦第三屆亞洲廣播公會年會 (ABU General Assembly) 的推手，這個等同聯合國法定的亞洲廣電諮詢業務的推行，至今台灣業界仍無超越此規格的大型國際會議經驗。那次不但藉此讓中廣使用美援興建了仁愛路現代大樓 (就是今天帝寶所在地)，同時也引見日本NHK會長前田吉德 (Yoshinori Maeda) 晉見蔣總統，據外界判斷，促成蔣介石讓中國國民黨開辦電視的決定。
電視終究是他最想作的夢，不但如此他還希望讓中廣開辦電視，使廣電一家，這樣又實現了歐亞洲的公共廣電制度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而且如果成功將很早就突破廣播電視法的兩分天下疆界。但是翁任職中視節目部經理不久，就因為許多介入的商業利益排擠，加上黨政大員接班的政治考量，專業不敵，他失望絕意離職後，連帶不久中國廣播公司的黎世芬也交出總經理職位給外來勢力。這些人的變動，不只造成翁炳榮離開臺灣電視圈的分水嶺，也是臺灣完全棄絕歐洲電視制度，轉而全力擁抱美國商業電視金錢價值的肇始。
有意義的是，接手的黨政大員董彭年 (不是氣象主播馮鵬年)，來自救國團體系，其專書《電視與傳播》中還可看到分水後走勢。董彭年並非無文之輩，他也積極閱讀電視傳播理論，加以結合，並呼應衛星電視時代，大力打造中視戲劇王位；但是其愛國心使然，配合漢賊不兩立政策，讓中視退出亞洲廣播公會 (從此一去不復返，至今五十年了都無法回歸)，又改自立亞太電視會議，動用黨政金錢資源，打造中原自居的亞洲電視想像中的天朝之國，如同各國進貢，終究背道國際潮流而無疾而終。他的努力，也象徵臺灣電視圈國際化終止的指標。董彭年將中華文化以政治馴化方式，進入電視制度也是一奇，最後回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著書立說。
連續兩本書，看到臺灣廣電史，制度沿革的變遷榮枯，轉折的關鍵時代與關鍵人物。民主深化有自由，威權消逝真象出，有圖有見證，感恩重新認清臺灣廣電之宿命。
程宗明
從高教畢業進入媒體工作，我一直在追尋返回現代化的傳媒建構，相應國際趨勢的變與不變；我常說自己的工作內涵：以國際知識網絡助公傳媒研發政策擬定、串連公共利益為核心之廣電開發伙伴關係、提供教育訓練資訊與建置資料庫、促進公傳媒之產學交流、協助公共電視董事會與企業之合作發展與監督、推動台灣以廣電產業發展實績走入國際社會；這些說起來振振有詞，但是今世代是否還能被感動？這是別人對我的疑惑年代，也是我的不惑年代。台灣還有機會嗎？我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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