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個事件，觸發我重新檢視台灣過去廣電制度的重大轉折進展，或許可以稱為制度上的消長，也是造成今日產業一厥不振的部份主因。
一篇是近日很有爆點的朱婉清潛身回國事件，一篇是談到知名電視節目製作人王小棣與父親教育的故事。這兩件事本質上都沒有直接指陳制度的問題，但是從歷史關聯與網絡角度而言，還是很有意義。
首先，朱婉清女士的弊案，發生在2000年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任內，挪用公款的貪污事件，後來棄保出境，如今追訴期已過，所以低調回台定居。華視前記者楊楚光撰寫評論，認定作為公媒體的領導人，缺乏經驗，又與權力人士過從甚密，都是威權時代之後遺留的不好範例，應當追究。然而，若說朱婉清沒有任何媒體經驗與知識，恐言過其實。我們就此來說一本她早期的媒體主題著作：《電視聯播時代——內容與分析》。
這本書其實是關心未來公共電視的展望。不論你的公視理論論述為何，這本從實證調查證明，所謂台灣公視的播出前身：聯播時代，其實源自於威權政府，遭逢內憂外患的七０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為穩定政局與臥薪嘗膽的「偏安」政權統治手段。聯播節目在政府的安排討論下，於1976年1月12日開始，以戲劇節目《寒流》作為開打時段大作，強調以戲劇方式表達時代正義，打擊姑息共產主義的勢力，而這類戲劇節目由當時總政戰部主任將軍王昇 (王小棣之父) 為召集人。
寒流開映，是我小學五年級時候，我已經是一個「電視兒童」，相當精確看待每一個節目，所以寒流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收視經驗，充滿了邪惡本質的誇大，與毒辣的劇情，還有神奇的反共之師正義之舉。聯播時代，頭尾還會放三分鐘的軍歌欣賞，或者是愛國歌曲、國民生活禮儀教唱；我還學了不少歌曲，可見教化力量之大。當年的聯播時代，強迫收視、視聽規模、集中效果，都堪稱是傳播利器。
朱婉清分析認為，寒流的成功，帶動這個時段的持續經營，節目類型從反共文藝戲劇，擴展到教育文化藝術欣賞、史實、新聞、社會報導、科技、社教、旅遊、傳統文化等，一直延續到1984年為止，應該是台灣「公共電視」制度的源頭，早於1980年前宋楚瑜奉孫運璿院長之命，承辦公共電視規劃，最後以學習香港的聯播制度開辦公視小組的運作，這是一個突兀大發現？原來公共電視在台灣，源自「總政治作戰部」的發想，而「王昇」可能是另一種公共電視之父？
朱婉清認為，聯播時段有啟後作用，帶動後來行政院公視小組的成立，於是1984年5月20日開始，以公視為名的時段正式開播，從初期的二台聯播，後來發展成三家商業電視台認領時段播出。
以她不是中央政治學校出身的非科班背景，要在國府主政的新聞傳播行政領域闖出一片天，其實是相當異類的；她的努力看得見，但是方向卻是錯置的，未能掌握歷史契機、妥善運用權力關係，發展她書中揭示的理念，反而投身於家臣私務的打理，殊為可惜。但也確實不能否定她早年為聯播時代出書定位的用心與貢獻。
朱婉清在書中序言也提到，她雖非科班但是因為酷愛文學藝術，對於電視戲劇的感動，讓她勇敢闖入這個傳播學門挑戰，此著作如同門外漢的踅音。很多人事如果能保持原本初衷，也許這些當事人的景況會大有不同，回想起來，令人唏噓。
論到酷愛藝文，一生職志為此犧牲到萬有不惜，還有一人就是張道藩 (1897-1968)，號稱中國文藝鬥士，曾任來台政府的第一屆立法院院長，在歷史上是記載赫赫有名之士。但是對於傳播學界來說，他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一來威權政權蔣介石對他信任有加，甚少藝術家有被賦予如此重任。二來他是法國巴黎國立最高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擅長繪畫，對於立法院長一點也不願眷戀，最後如願以償脫離仕途，在台灣晚年追尋藝術之夢，實屬少見。
但是在關鍵年代，從民國政府遷台前任職中央宣傳部長，到遷台後任第一屆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為台灣寫下公共廣播發展史的顯著一頁，無法磨滅。一個本質愛藝術而非仕途，又有完美主義全力以赴的性格。在那草創階段，的確做了不凡的規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網羅人才。
1949年12月他接任董事長，任命記者出身的大使董顯光出任總經理，還有國際宣傳專業的曾虛白、電機工程的吳道一為副總經理，本專欄第一篇輓歌故事主角的翁炳榮為節目部主任，後有中央電台主任黎世芬、散文作家邱楠加入。這些人雖不是長久在位，但是打下了那個時代還可以看到的專業基礎，而且都難得有國際廣播與傳播事業的經驗。張道藩以其致力文藝性格，還用中廣為根基扶持兩個文藝機構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同時擘畫一個文藝廣播台成立，選址於福州街與南昌街交叉口的郵政醫院前身處所。在戲劇廣播部份，也大力推廣顧正秋劇團的演出。現代化初期階段，張道藩認定的公共廣播，有家父主義 (paternalism) 那種文藝載道之風格，還能算跟上戰後媒體現代化浪潮。
1965年由黎世芬接任總經理之後，中廣邁向全面企業化經營與廣告託播市場，由於依然有擬似獨佔 (quasi-monopoly) 地位，以及承接國際廣播的財務結構，中廣與BCC的Corporation廣播特許制度，仍有相似之處。又在這個電視發展的關鍵年代，中廣接辦了第二電視台的領頭角色，在眾多商業勢力競奪特許執照印鈔票的謀算下勝出，中廣的現代化角色似乎加速超前體驗與歷練挑戰。
曾有一段曙光期間，中廣取得了黃金持股的主導期，再一步邁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廣電一家)，這個複雜的決定與成就，眾說紛紜，但是有一真誠之人自述此一成就，就是張道藩。張道藩是少數以立法院院長身分，於1956年訪問日本，且在國會事務以外單獨選中NHK進行交流，而且與後任會長，前駐法大使吉垣一郎重逢並保持關係者的獨特國民黨人士。當年他已經離開中廣十五年之久，但是看到初期台視發展下的弊病，張道藩力主中廣主導第二家電視台方向，不釋放給眾商業勢力，而且他在中常會中發言，並證實獲得蔣介石的信賴採用，這是目前文獻中看到最肯定的自述，於是也給了黎世芬一個機會，結合張繼高與翁炳榮、王善為等，草創出中國電視公司最接近公共廣電事業的一個短暫時光。
1965年黎世芬應邀中國文化大學寫一篇新聞理論，談到自由而安全的媒體制度 (綜覽各先進國家廣播電視發展後)，他說道：
1. 以干涉主義作為立法手段，制定負責任的廣電經營制度；
2. 以國家經營為先，重服務非營利，保證國民心靈健康；
3. 這種為折衷主義為的由與安全的社會媒體制度。
截至目前為止，這個特定時空下的國民黨人士，如張道藩與黎世芬，仍保有開放向公共廣電的向學之心。不過即或如此鍾情於藝術，淡薄於政治權力者如張道藩，在一生自述中，也有兩次提到王昇扮演的關鍵角色：其一，1961年當時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王昇，已經以發揚國軍新文藝運動嶄露頭角，並借將給文協發展業務；其二，1965年中華文藝基金籌備委員領銜者就是王昇。換句話說，我們常以為情報頭子與權傾一時的地下行政首長王昇，其實是不能忽視的開動傳播文化列車的要角。
當1978年中國廣播公司歡慶50年台慶之時，王昇發了一篇紀念文，他獨道指出中廣的價值有三：
1. 常年為亞洲廣播聯盟 (ABU) 之理事；
2. 與友邦電台節目交流合作達到國民外交總體作戰效果；
3. 能提供技術與節目給南美與非洲新興國家協助。
在王昇眼中，難能可貴地將公共廣電與民族國家的外交宣傳意義，結為一體，還超越了當時各種政黨權貴賀電內涵的層次。但是，也如各家歷史所見，1976年以後的王昇，以總政治作戰部主任，權傾一時，成立「劉少康辦公室」，招聚行政百官，擴張情治影響力到文化界。一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召開的「廣播電視與文化建設」的指標性會議上 (1982年6月)，居然請到王昇來發表專題演講，可惜內容盡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宣傳之論，反而失去了早年的開創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自立之論。
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在經濟發展蓬勃的1970年代末期，文化與政治反而進入沒落的黑暗期，政府在中美斷交、817公報、美麗島事件、中壢事件一連串挑戰下，反而採取防禦性 (defensive) 守勢，意圖盡可能將廣電資源盤踞在手不容任何進步思想之流入。黎世芬去職、王昇副手蕭政之在華視領導商業競爭遠離教育電視的初衷、台灣日報的改組介入，都描繪出一個壟斷沒有開創的風氣，三家電視台形成寡佔電視廣告的工具，只求黨羽的安定利益，無見台灣社會衝撞出的新興社會力，及與之結合的企圖。
只為了穩定住國民黨威權的持續優勢，廣電制度沒有大規模的建樹，只重視不斷地把忠黨之人送入媒體事業，牢固盤踞，以致行為表現之忠誠度，是唯一的執照更新的績效條件。這種錯謬，背道於全球潮流。張道藩十多年前所言，仍是一個檢驗依據，他說：全世界對於廣電與藝文政策發展有兩大走向，專制者如蘇聯中共，以秦始皇的政治手段建構；民主政權以美國為例，是孟嘗君的禮賢與商創模式，而歐洲應當介乎其中。然而，衡諸台灣，應該四不像都落空中。專制威權的廣電居然沒有國家主義 (statism) 理想存乎其中，放任商業卻不做經濟管制，淹沒商創的活力。以致電視台既有官僚習氣，還結合聲色犬馬為唯一當道，利用廣告盈餘做社會財富重新分配，難怪社會批判言論，認為情治系統放任電視逸樂風氣，來抑制社會應有的進步成長，被視為最高段的白色恐怖統治，王昇之輩心中是否檢視過顛峰到蓋棺之作，成就了何種世界模式？
在我的國、高中成長歲月，台灣是給我們苦澀的畫面，少文化多逸樂不准談進步，電視機不斷換新螢幕大尺寸，卻是無腦與無魂的投射機。原來歷史背景的後面，可以被清楚的標準來檢視。1981年我在信義會救恩堂一次主日禮拜中，見到了黎世芬牧師客座站講台傳道，會後我姑姑 (曾經服務於中央廣播電台) 趨前問候他「總經理好」，沒有專業交談，只見他獨自一人孤身道別離去，今日想起實在淒涼，不是為他的個人，而是台灣廣電業界的前路。
黎世芬離開了中國電視公司，那一段過程記載在翁炳榮的回憶錄中，但是他離開中國廣播公司，可是更強大的政黨壓力與更徹底的退出專業，這件事發生於1980年7月14日：中廣公司股東常會通過聘請中央電台主任蔣孝武擔任總經理，原任總經理黎世芬調任中影公司董事長。 (記載於1990年出版廣播電視年鑑，蔣孝武是發行人，也是1991年過世前最後一版的年鑑)。
這樣得知，黎世芬離開中廣不但是公共廣播專業的熄燈號，同時也揭示了後蔣經國時代，開始的接班政治角力大戲，諸多太子派簇擁將中廣當成了政治籌碼。很諷刺的，這個籌碼還有一個附加效果，就是蔣孝武同時兼任中華民國廣播電視協會理事長之職。因為太子概念下資產價值，讓這個協會諸多出版更為豐沛，一時之間廣播電視半年刊、建國七十年紀念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回顧前瞻專書、英漢廣播電視辭典、十年廣播電視年鑑 (1979-1989)，魚貫而出，部部精裝現身，看似相當熱鬧，但是這十年間未曾對廣電制度做出任何具體改革。
事實正好相反，這段期間三家電視台的節目品質江河日下、對於國內民主政治蓬勃發展完全絕緣不報導；另外在全球廣電數位技術發展上敬謝不敏的退縮，盡皆預示了終必沒落的結局。諷刺的是，這些領導人反而在競逐政治兇猛浪潮下滅頂：前有1983年，因權位甚重，王昇被迫結束辦公室業務，外放巴拉圭；後有江南暗殺案 (撰寫蔣經國、吳國楨傳) 的國際軒然大波，1986年使蔣孝武外放作新加坡副代表。這些人的遠離，對於政治重洗牌雖產生關鍵作用，但是對廣電事業與制度來說，由於當年錯失蓬勃發展契機，他們的離開幾乎便再無正面效果，只有持續衰敗的頹勢不變。
令人相當意外的，當年權傾一時的關鍵人物，掌握傳播規劃之責，居然沒有發揮作用，反而使台灣廣電事業進入黑暗期，至今仍為只見暴利不見文化的可悲一頁。而失去舞台發揮的專業人士，反而日漸得人景仰當時的專注與堅持。這要如何說？朱婉清本人應該這時已經有很深刻的省思。失去舞台不足惜，失去初衷才可懼。台灣廣播電視事業領導權，在關鍵時代做錯選擇或抱殘守缺，終於導致今天的結構弊病全發，缺乏「國家核心價值」的經濟資源規劃，只剩行為表現上一時的文化弘揚生存意志。台灣廣電何時能走出困境？仍待政治與產業領導階層的出現與覺醒。
程宗明
從高教畢業進入媒體工作，我一直在追尋返回現代化的傳媒建構，相應國際趨勢的變與不變；我常說自己的工作內涵：以國際知識網絡助公傳媒研發政策擬定、串連公共利益為核心之廣電開發伙伴關係、提供教育訓練資訊與建置資料庫、促進公傳媒之產學交流、協助公共電視董事會與企業之合作發展與監督、推動台灣以廣電產業發展實績走入國際社會；這些說起來振振有詞，但是今世代是否還能被感動？這是別人對我的疑惑年代，也是我的不惑年代。台灣還有機會嗎？我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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