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欲拘捕香港Hidden Agenda負責人，雙方發生肢體衝突。圖／取自 Music Surveillance
日前，香港命運多舛的live house場地Hidden Agenda，因為外國樂團工作證問題，竟出現由警方假扮觀眾蒐證，強迫中止表演、並逮捕相關人員的事件。在此之前，北京音樂場地DDC才傳出因合法性問題，緊急宣佈中止所有預定演出，幾日後才宣告復活。差不多同時，台北遊牧影展則上映一部以紐約地下音樂場地Death By Audio為主角的紀錄片，它的故事又被拿來與台灣已消失的「地下社會」相比。
這些小型的音樂場地，觀眾少則只有50人，多也不過200-300人，為什麼頻頻上演類似的危機？又總在僅成雜音的惋惜中慢慢消失？對比台灣在2005年開啟的Live house合法化運動，以及2012、2013年「地下社會」歷經歇業危機，到終告結束的歷史經驗，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台灣、香港，以至於全球的小型／地下音樂場景相類似的命運，但也有更為在地、特殊的新困境。
台灣：獨立音樂新天堂？
就台灣十多年來的經驗而言，社會大眾及主管機關對Live house／小型音樂展演空間，總算學了一課。然而這是條踉蹌學步的漫長歷程。小型音樂場地，原本只是很小眾、沒什麼人在乎的地下經濟與次文化，但近十年來，卻愈受到全球化都市發展仕紳化／上流化（gentrification）的內外夾擊，不是被收購，就是地價房租上漲，而中產階級性格愈為強烈的居民，也對場地安全、噪音更加在意。但只會開罰單式的管理，終究引來場地經營者、地下音樂愛好者的反抗。音樂人及樂迷控訴政府失職，根本未提供適當的法規，也未能正視小型演出場地的藝文價值。在持續的抗爭及批評中，即使立法問題仍未解決，但從中央到各地方政府都開始動起來輔導及協助，也積極在新的文創園區裡規劃Live House空間。太陽花運動後，刺了青Live House創辦人、音樂人Freddy還選上立法委員。在這協商拉扯的多年過程裡，政府機關逐漸由管制者轉為輔導者。
但同時，政府還學了第二課。在全球化追求新文化經濟、發展創意產業的潮流中，具有草根及次文化氣息的藝術文化活動，比如獨立音樂，被視為是文創產業、城市觀光魅力的來源。台灣政府就由輔導者的角色，更積極地變身為投資者、甚至是宣傳者。不僅舉辦免費的城市音樂節、讓樂團到全台大專校園巡迴演出，更有年年開獎的補助樂團錄音、出國表演，補助各種音樂公司、平台公司，或各式音樂行銷計畫等等作法。台灣政府對流行音樂及獨立音樂如此積極與友善大方，在其它國家音樂人及樂迷看來，簡直是天堂。
但多年下來，獨立音樂圈卻已浮現新困境：補助案多了，但能表演的、有趣的樂團或具開創性的作法卻少了。由政府釋放的空間所成立的live house其實愈來愈多，但全台各地的live house，卻出現找不到團排表演的窘境。各個音樂節的同質性內容，也被批評無甚特色、惡性循環加劇。政府由管理者變為投資者，大力扶植的結果，枱面上看來熱鬧，但新團出線緩慢、老團則還在反覆申請補助，live house票房也只幾天靠名團風光、其餘慘澹。音樂風格單一，人才、樂迷、產業鏈缺口的隱憂，讓台灣獨立音樂，並沒有想像中如此蓬勃有希望。
刺了青Live House創辦人、音樂人Freddy。圖／取自大港開唱粉絲專頁
香港：獨立音樂破地獄？
但Hidden Agenda的事件，則是另一個不同的故事。一方面，Hidden Agenda（後稱HA）成立於2009年觀塘區的工廈大樓裡，原因就是達離市區的便宜租金，以及非住宅區而免除的噪音投訴問題。然而，2010年HA馬上出現第一次關閉危機。因為香港政府以推動六大產業為名，實施活化工廈政策，第一個後果就是讓些這類工廈大樓整棟被收購，HA被迫離開而結束營業。經過在地音樂人及關心者多人奔走幫忙後，才以遷址方式重新開張。但2011年新址又收到無牌賣酒及違規營業的指控，再次被迫歇業，最終仍在各方努力下再救了回來。
之後，HA反覆進出這類「病危又加以搶救」的危機加護病房，直到最近。但這次事件，似乎是個新警訊，HA所面對的，並非被動收到投訴時才處理的管理者，反而政府是主動的佈局稽查者，甚至是如圈內人所指，被刻意不發給工作簽證後，造成違法被捕的困境。這不僅是香港獨立音樂演出環境如何更形艱難，反而是新生出一種令人背脊發涼的管制暴力，隨著警方拘捕拉扯的驚人畫面，籠罩難以言說的警察國家陰霾。
但香港政府並非僅有開倒車式的治理，另一隻手則是大張旗鼓地建設大型場館與扶植音樂節。在2012年前後，政府填海造地新開發的西九區被規劃為文化區後，便開始出現馬拉松式的音樂藝術節。這些兼具人氣及創意的音樂藝術節，包括免費的「文藝復興音樂節」，以及湧入三萬人次的Clockenflap音樂節，還有網羅多樣文化藝術表演團體的「自由野」文化藝術節。台灣的樂團都曾受邀參加，規模及內容也常讓參與者感到多樣化與驚喜。然而如香港音樂人暨評論家黃津珏所批判，這些音樂節只不過是「讓香港市民短暫地在公共空間中享受『特權』的自由」，以文化拉抬房價的地產開發才是真正目的[1]。由此對比Hidden Agenda多年來的遭遇，我們不免詫異，這樣的城市治理是精神分裂嗎？一面是變本加厲的驅趕手段，另一面則是重金加碼的吸納整編。
於是多年下來，我們看到香港獨立音樂圈的獨特氛圍：壓抑的憤怒。不僅是My Little Airport極度壓抑的輕柔歌聲中恨意滿點的〈今天沒大麻在身〉、〈攻陷你的西〉，還是不論主流音樂人或地下音樂人，都愈加邊緣地成為頑固抵抗的社運分子，甚至出版《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這樣的合輯。他們看得更透澈，覺悟得更早，用集體合作或各種可能的創作與發聲方式持續抵抗，付出的代價是被封殺、被監控、被起訴，或只能更為邊緣化。而那些棲身在工廈一格格廢棄重整的廠房工作室中，有傳說中的至少1,000組樂隊（比台灣多很多），與無數藝術工作者在工業灰牆中與自己的創作火花相守，在壓迫的金融商場大樓、巨大LOGO招牌下要你不停買買買的城市渦流中，孤獨閃著烱烱有神的貧窮堅持。
2016年香港Clockenflap 音樂節。圖／取自Clockenflap粉絲專頁
公民文化權的日常
台灣與香港，有如世上任何相互探索的異鄉人，總是彼此羨慕。在對方的幸或不幸裡，看見自己的匱乏。香港的故事訴說著，政府若要搞你，你會衰爆。台灣的故事卻反而是，政府若要幫你搞，你一不小心可能會弱爆。香港一面將藝術文化變成塗抺全球大都會城市的光鮮外衣，大手筆操作國際藝術符碼及玩法，但另一面卻是蒙上一層令人心生畏懼、看不見道理及規則的政治陰霾。
台灣則是，在文化創意產業及政績熱情上，灌爆家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式栽培；結果卻讓音樂人陷入無端的競賽文化中，疲於寫企劃、贏得補助，無暇顧及如何讓創作上的偏執存活、讓自發的文化繁衍。在獨立音樂及藝術文化的發展上，台灣並不因政府的善意，有特別好，香港也不因政府的粗暴，就特別壞。政府扶植藝術文化的角色，總是奇怪地過猶如不及。而全世界的都市仕紳化（gentrification）發展，又持續對草根的、總在灰色地帶的音樂活動及音樂場地更為不利[2]。
反而是我們，我們是否在乎過這些場地、音樂活動對於都市的活力及日常社區具有意義與價值？是否察覺到某些獨特場景消失所帶來的文化及生活的變遷？我們是否還記得，音樂或藝術文化，是根源於人們想反芻生活、思想慾望，關照內心的救贖與表達？而這些，連同日前台北市街頭藝人考證風波，都是一般民眾的多元文化參與權，不是產業、明星或規範管束對象而已。
一旦都市的文化空間與次文化，都被上流化、威權管制或輔導收編清洗過，很快地，我們將只剩愈為制式的娛樂商品，愈為貧疾的想像。La La Land（樂來樂愛你）電影裡，女主角最後的試鏡歌曲唱著：「我們都需要瘋狂一下，才能看到多彩的世界；誰知道我們會被它帶往何處？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需要我們這種人」。如果我們能尊重不同角落裡的吵雜，那可能是一些人的奇怪夢想；如果關於城市治理與對音樂文化的協助，能看到有機的、獨立的文化生態及公平生存權的重要性，或許，這才是文化空間或音樂的活力，真正與我們的日常及精神生活相依相存的開始。
[1]出自黃津珏（2016）《拆聲》一書。
[2]即便英國政府2012年就鬆綁200人以下的小型音樂演出不需執照，但近幾年在都市發展變遷下，英國各城市的小型音樂俱樂部、酒吧，仍正在快速消失。
簡妙如
「巫師一腳踏在熟悉的世界，一腳抽離在外；一腳踏在現在，一腳踏在未來...巫師在等待」（Ashis N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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