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庭瑜
太陽花學運開始之後，馬總統在一次說明的記者會中提到，年輕人的夢很大，我們不應該把他們綁在台灣，鼓勵年輕人把工作志向放在對岸，放在海外，離鄉逐夢。這個論述引發了對於人才流動的疑慮和討論。
在傳統的國際遷移論裡，受了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向其他國家流動，到其他國家工作，是一國的政府需要極力避免的。它是「人才流失」（brain drain）。國家的專業人才（通常指年輕，大學教育或以上），被其他國家的教育品質、工作機會、經濟市場利得吸引，大量外流出去，為他國的企業工作，使得原生國出現知識工作者的斷層，這將不利國家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因此，人才流失論者主張，國家的任務是要積極防止知識工作者、高技術工作者的外移。一個國家若是花了大筆教育投資在培育人才，人才長成以後卻不能為己所用，那麼是該國家的一大損失。
因此，在人才流失論者的評價裡，馬總統這番談話無疑是令人焦慮的。鼓吹本國高技術勞動力向外流動，這與追求國家發展的人才政策背道而馳。
然而人才流失論者的擔憂，未必總是發生。有人指出，人才向外移動，有時不是國家人才外流，長遠的來看，它是「人才循環」（brain circulation)）。這是一種比較晚近的說法。它聲稱，雖然人才外流普遍來說對國家不好，但在晚近，有幾個國家，他們的人才外流到產業技術更成熟、教育資源更優的國家以後，把那些國家的精華學成，然後最後人才回流到原生國，帶入技術和know-how，甚至帶回資金，進而促進原生國產業升級。
這種人才循環有利論，在最近許多支持服貿和自由貿易的論述裡，十分常見。這些論述主張，「讓年輕人去闖闖，去外面學習，等他成熟了，變得更好，他就能回台灣為國家發展貢獻」。
然而，這個人才循環有利論，有時過份樂觀的想像人才回流的必然性。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人才循環促進產業升級的例子，在國際遷移的例子裡並不是很常見。它並不是普遍發生的。它的發生必須有一些先決條件。人才循環最常被提到的少數案例，是台灣、中國、印度的資訊產業工程師，如何在美國受到良好的訓練和產業經驗,最後把經驗帶回原生國，直接的促生了這三國的資通訊科技產業（比方張忠謀和曹興誠的竹科故事）。
回到服貿的脈絡上來談，究竟是「人才流失有害論」還是「人才循環有利論」較正確。要讓人才循環有利論發生的條件，在兩岸服務產業裡面，需要一些更積極的政策介入，才可能發生。首先，人才回流要能幫助原生國發展，最有利的狀況，是人才外流至技術和教育都大幅領先台灣的國家，比如八零年代美國的資訊科技教育和產業。然而，兩岸服務產業的技術落差，和八零年代矽谷與台灣資訊科技的絕對技術落差，不能相比。因此，在技術回流的效應上，服務產業人才自中國大陸回流所能促進產業升級的成效，與當時相比，成效可能相對有限。在服貿的脈絡裡，部分產業更需要有效防止台灣技術輸出後競爭優勢喪失所帶來的不利益。
第二，人才的回流不是必然會發生，它需要積極的政策介入。即使台灣的服務人才真的在中國市場得到技術和產業升級所需的經驗，他們的回流也未必會發生。人才的回流需要很多積極的政策牽引。目前，我們周邊的國家都擁有比台灣更積極的海外人才回流政策。除了各式獎勵返國的金錢或福利誘因，半官方式的人際網絡、電子人才平台、獵頭公司合作計畫、跨國技術合作項目等，都是很多國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積極的人才吸引政策內容。相較之下，台灣自八零年代起陸續有資金和人才流向大陸，相關的人才吸引和回流政策卻一直比較消極。
總的來說，若要走向自由貿易，我們還需要一個更積極、系統性的配套人才政策。
（作者為政大新聞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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