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倚帆
太陽花學運初起，不久後社群網站掀起「刪好友潮」，原因是無法認同友人觀點；或者，在324佔領行政院的警方驅離行動中，錯位照片、鎮暴警察竟無警徽等錯誤訊息大肆流傳，直接或間接促成警民對立情緒，而這還不包括某些特立獨行警員所發表的不當言論；亦不止一次傳出，運動者對不同媒體抱持著程度不一的善意或惡意。其間縱或仍有可深議之處，但這些狀況是否顯示了，我們仍然習於對立多些，而非對話？
(圖／阿肆)
多數人會同意，太陽花學運自發起、延續至結束，新傳播科技扮演了至為關鍵的角色。幾乎可以說，如果沒有新媒體，佔領立法院的行動未必會成功，或者，至少不會那麼順利。
根據當晚在議場內的粗淺觀察與攻堅經驗，我認為318佔領立法院之夜能夠四度成功阻擋警方攻堅，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議場外有足夠的聲援人士，一旦警力向議場內施壓，場外人力將可對警力進行反攻堅、反包圍，由此形成一種制衡的力道。然而我們如何得知議場外有足夠的聲援，如何將議場內外的行動連成一氣，串聯為與警方對峙的籌碼？
因為社群媒體，以及行動科技。包括我在內，當晚在議場內所有人，大多無法直接接觸大眾媒體，只能利用手機通聯，或上社群網站獲取和散布第一手訊息。 所有在場的群眾，不分議場內外，人人皆媒體。儘管群眾力量因此得以串聯，但另方面，訊息可信度卻更難以判斷。當晚我從不同訊息來源，至少聽到十次警方可能／即將攻堅的時間，時間卻正好都不是這四次被群眾擋下的攻堅。
318之後，陸續有為數不少的評論者從媒體表現的角度提出觀察，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分野就此在論述中產生（姑且不論其定義為何，以及兩者是否截然對立），而後隨著運動的發展，兩者表現逐漸拉開差距。一個主流的論點是，以社群網站為首的新媒體表現，在這次學運中將傳統媒體遠遠拋在後方，一個新的媒體世代已然形成，發揮著超乎預期的影響力。
我無意挑戰這樣的論點，事實上我也認為，所謂傳統媒體在學運相關報導的表現上，大多一如往常地令人不敢恭維，遑論期待。他們最有貢獻的地方，或許是其過往的報導，成為網民在今時今日監督政府作為時，「打臉」用的素材與證據。然而，新媒體表現固然有其特出之處，但其中仍然有值得我們深思的面向。
從某個角度來看，如果太陽花運動可被視為民眾長期對政府執政表現不滿（18%總統跟9%總統其實可能是差不多意思）、乃至對代議制度失靈與不信任的能量迸發，則群眾力量／智慧串聯，繞過傳統媒體利用新媒體發聲，或可視為民眾長期對傳統媒體表現的失望與不信任表現。特別是，當佔領行動發生之時，議場內仍有為數不少的記者仍盡忠職守記錄現場狀況，怎麼這些記者，及其所代表的媒體機構，沒能成為群眾之寄託，還要向外第一時間投稿CNN公民新聞平台iReport？
太陽花運動帶來了「大創作潮」，而這波潮流，沒有新媒體作為基礎物質條件，無法成立。一夕之間，「鄉民」變身「公民」，無論支持服貿與否，很長一段時間，網路上充斥著相關討論，運動現場的即時訊息發佈、有立場卻未必有清楚論點的個人言論、有理有據的深度論述，俯拾即是。眾聲喧嘩意味著，有更多關心社會的民眾針對社會議題從不同面向進行思考、表達、討論、分享，甚至成為其他人的討論起點或思考素材，就這點而言，新媒體為我們帶來新的機會，為公民意識的覺醒與深化起了關鍵的正面作用。
我們擁有了理論上可以充分對話的平台，但儘管對話有時、討論有時，卻也同時多了不少對立、相濡以沫，以及更隱而不顯的，「沈默螺旋」效應。
這一部分來自於社群網站「個人化」的機制：我們的自身喜好或意見偏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將更容易看見什麼樣的訊息，這來自社群網站系統的運算結果。亦即，我為反服貿的意見按了讚，未來我更容易看見此發言者的意見；我加入了某個反服貿的粉絲團，未來我更有機會接觸到相關的粉絲團。我的意見偏向被計算了，我更容易看見社群網站以為我想看見的資訊了，更不易看見我未必同意，但或許更能刺激我反思、對話的意見了。
另一部份的原因或在於，我們擁有了展露群眾智慧的平台，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智慧來使用它。君不見太陽花學運初起，不久後社群網站掀起「刪好友潮」，原因是無法認同友人觀點；或者，在324佔領行政院的警方驅離行動中，錯位照片、鎮暴警察竟無警徽等錯誤訊息大肆流傳，直接或間接促成警民對立情緒，而這還不包括某些特立獨行警員所發表的不當言論；亦不止一次傳出，運動者對不同媒體抱持著程度不一的善意或惡意。其間縱或仍有可深議之處，但這些狀況是否顯示了，我們仍然習於對立多些，而非對話？
包括那些對新媒體期待甚深的評論，或許也都忽視了新媒體可能帶來的潛在問題，而上述或許正是新媒體所凸顯的「素養」問題。當我們歌頌新媒體之時，我們或許也該想想，在發表／接收各種意見的同時，我們是否、如何判斷這些訊息的真實性與可信度？以及，我們是否仍舊陷於某種二元對立，甚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考框架？我們是否又真的願意打開自己的腦袋、感官與心，去認識、理解那些想法、觀念與自己徹底不同，卻也同樣作為「公民」的其他人？我們有了更多、更易於使用的意見表達平台與機會，可是我們是否因此有了更多的溝通與聆聽、包容與尊重？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與我們所拒斥的、對立的，有何分別？
（作者為政大新聞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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