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十七
李八九對前文的指教，主旋律是強調委製與外購不壞（而我把它說的很壞），文末補一句「賣版權到海外賺錢有什麼意義？」。來就這兩點補充一些說明。
首先，李八九強調節目的自製／委製／購片的區分困難，定義搖擺。不過我想這是沒辦法談的，作為支持與關心公視的自主公民，我們只能相信公視報告揭露的統計材料穩定且可靠（除非李八九的意思是：公視的統計也是搖擺任意的。這是對編寫報告者的嚴重指控）。
用可靠的材料簡單加減，可知道公視節目自製率走低，而委製且外購走高（公視的新製節目時數統計中含外購節目，與NCC定義不同）。這是前任董事長與現任總經理在年度報告中強調「新製節目創新高」的真實內容，但未被交待。既然選擇述說與選擇不述說有它的政治性，我想問的是為何不？
個別節目的委製與外購本身可以在特定脈絡下有正面意義，就電視台的總體節目表現而言可增進內容多樣性，就組織管理而言可強化內部競爭，就外部工作者而言則增加作品露出窗口，特別是公視有意鼓勵實驗性作品。最後這個大約是李八九指外購時數過半是本國產品應得肯定，以及《人生劇展》可作榜樣的，根據。
不過實際上李八九應該很清楚，公視高層考量委製與外購節目的根據絕非單單《人生劇展》一案可概括，而李文也無法指出公視新增的委製與外購節目主要是《人生劇展》一類。並且，委製／外購也不因為支持了外部的本國工作者就可免於質疑。既然李八九提到公視內部員工同樣需要為委製案協調人力場地設備，同樣要為外購片配字幕剪輯搞宣傳帶，我們就順勢問：委製與外購增加的趨勢如何影響工作者。
首先是，前文從未否定公視工作者任何形式的用心勞力，而工作者不必也不應對自製率走低外購委製走高之事負責。常識一般清楚的是：同樣一套內容的節目，外購成本低於委製，而委製又低於自製。長期來看，外購與委製升高所精省下來的主要是人事開銷，並且反映經營管理階層對組織未來的企圖心趨於保守。而產業通行的委製與外購，則壓抑了全體工作者的工資。這在影視產業發展史上並不稀奇。英國的BBC在八○年代末被迫釋出部份節目時段作外部採購之後，長期以來愈加彈性化的節目產出模式，促使英國影視產業工人工資出現增長停滯癥狀。美國在五○年代後的大規模內製模式解體後，同樣造成外部承包製作的自營者低薪化問題。這個低薪化絕不是工人自己的事，長期造成節目品質低落問題，由全民承擔。
台灣的影視產業問題有自己的脈絡，不必由公視負總責。但同樣清楚的是，公視在委製節目的版權歸屬上迭有爭議，承製節目者抱怨製作費不足的例子所在多有（就好比人生劇展），如果公視在委製或採購案上只能按市場行情去走，那附和的是總體的產業剝奪邏輯，要靠承製者超量燃燒熱情、血汗或甚至是個人經濟資本，來貼補委製案而外購節目。儘管首映所得不夠攤平製作費是業界常態，但臺灣的發行業務與多階映演市場不若他國成熟，更別說獨立製作業的發行能力非常有限，這絕非相忍為國可以唬弄。而外購在這個向度上是一種更差的方案，它的意義是：該節目公視在有限預算下做不出來。
當下，絕不是說公視應當完全自製（不過在他國完全自製確實實現過很長一段期間），按自然的社會分工或國際分工結果，外購節目或部分工作委外或許是更經濟的做法，比如《舌尖上的中國》。如上所提，外購委製有助在有限經費下提高節目多樣性。但這倒過來說，就是指這個多樣性無法被內部製作滿足。或說，為了經濟的目的而非多樣的目的去升高委外製比例。就用這個倒過來問的方向去想，外購與委製數量提高的趨勢不容樂觀。一句話，這可能是彈性生產制的擴大。如果李八九的意思是：彈性生產制沒那麼壞。那我們倒要問，要用什麼立場可以主張他的好處呢？
這反映了公視定位的兩個選擇。一個是盡可能滿足觀眾多元需要的公共利益，另一是領導產業正向發展。在有限預算下，公視盡可能多供多樣節目的最後手段是對外採購、合製或委製，而這個最後手段在台灣影視產業私部門倒過來變成優先手段，總的就是怠於投資造成人才斷層。而公視有沒有讓最後手段的優先性提前了，而怠於投資呢？公視行銷部連續幾年在年度報告中直陳節目賣無可賣。如果不是台灣內需市場萎縮，外部競爭增強（中國進口節目或為要因），那只能說是公視節目變得沒人願意買單（而以前願意）。爭取販賣版權收入從來不是公視的迫切目標，然而那個曾經靠販賣版權掙得億元餘自籌款的公視並沒有在公共服務上打折，而近幾年的公視高層也從未主張為了增進公共服務所以必需自斷版權收入，那麼沒節目可賣/版權收入打對折的問題就不能用公共服務的向度去模糊。
公視預算不足是問題，希望主管機關能正視，這要謝謝李八九的補充強調。
共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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