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Stock up
在台灣，有效發行全國的綜合報紙，主要有四家，有人以所謂的「統派」與「獨派」報紙相稱。不過，以統獨分類報紙，多少有些誤導。
政治大學從1992至2013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偏向獨立或維持現狀的人，已經增加到了去年的81.7%，願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根據「一國兩制」而）統一的人是11.1%。
《自由時報》在六四以後裁撤中國大陸的新聞版面，至今報導中國新聞，很少正面，多數不但負面，且不忌醜化。《蘋果日報》反對中共（的當權派），對於兩岸的終極立場不一定與自由相同，但其新聞不憚於揭發中共的負面行徑，與《自由》大致沒有兩樣。《聯合報》以前比較強調「統一公投」，也就是兩岸假使要統一，就得公民投票，近年說「大屋頂中國」，但歷來都是中華民國派，假使中國無法同意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處於相同政治位階，謀求未來，而二十一年的民調明確顯示，統一公投不可能過關，那麼，若將《聯合報》定位為統派，不一定準確。
最後是《中國時報》。
過去，它是邦聯路線，剛好也是連戰與馬英九的主張，甚至大多數淺綠，或者認知國際現實的俗稱獨派者，很有可能也不會排斥這個選項。然而，中共至今沒有接受這個立場，這樣看來，2008年底以前的《中時》也說不上是統派。金融核子爆炸之後，該報應該是變化了，是有可能穿上統派的標誌，不過，即便這樣，它在報業市場的份額，可能仍然低於前述百分比所顯示的統派人數比例。假使《中時》目前採取的是統一路線，不妨也看作是反映了局部的台灣民意，應該予以尊重，雖然更值得斟酌的是，假使統一，是不是只有一國兩制這個模式，以及，如果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對於兩岸四地的華人，是否應該支持。日後，這些都是需要再作思辯與澄清的關鍵課題。
眼前，通過以上台灣四家綜合報紙的扼要定位，是要表明，台灣報業當前的結構（電視比較複雜一些）大致符合台灣人們對未來要與中國（大陸）發展哪種關係的心向，因此近半年來香港所發生，香港記協前會長麥燕庭女士所說的新聞自由倒退的情況，也就是「港版壹電視遭封殺 21萬人嗆上街、中共審查制 國外作家紛紛低頭、《殺佛》誠品拒上架︰服貿還沒生效 就糟成這樣、希望之聲-央廣 爭議再起 、港無線電視 禁壹傳媒採訪、兩岸媒體交流 拒邀《蘋果》 《自由》、明報員工交聯署信 求解釋換總編、香港又一傳媒被中資抽起廣告、干涉港輿論 中資擬設新媒體、中國抽廣告 更要反服貿、 聲援香港 政大生發動連署獲千人響應、劉進圖被砍 《中時》獨漏」等等新聞所顯示的情境， 大多數（九成以上）的台灣報紙讀者，是有機會知道的，如果他們讀報還不是漫不經心，他們也會擔心與感同身受，即便對於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香港的變化軌跡，台人必有生疏之處。
除了新聞，香港作為東方的（戲院）電影重鎮、電影做為香港大眾與市民文化的一個重要成分，在1997年以後的下滑幅度，更為驚人。當然，這只是香港自己的縱向比較，假使從台灣的角度考察，不能這樣看待，畢竟，台灣本地電影佔有總票房比例的數字，半世紀以來，最高也只是1980年的17.62%，香港的最低數字，台灣至今竟還難以企及。
1977年，港片佔電影票房達50%，好萊塢不是對手，其後直到（含）2004年，最低僅有一年，是38%，卻有8年超過七成，在這28年之間，港片平均佔有率是54.96%！這個成績舉世所無，對比擁有高額影視基金（每年兩百多億台幣）挹注的法國；或者，對比近年補助金額每年約十五億台幣，外加銀幕配額維持電影的公平競爭環境，不讓好萊塢予取以求的南韓來說，香港的成績簡直不可思議的好。在1997年以前，港府基本上沒有電影補助或協助，其後雖有，規模不大。這樣看來，有關「香港電影衰退的原因：導演的缺乏創新、劇本的老套、演員的墨守成規」（這些原因有哪一項不能用在好萊塢？）等檢討是否準確，有待評估。
2004年以後，雖然港片票房比例，確實一路走低，2005年至31%，其後每況愈下，2006年25%，去年21.7%而前年22.1%。港片相對衰退，表現在台灣就是先前港片佔有15-25%的台灣電影市場份額，大部分也在港片欲振乏力的空隙中，遭致好萊塢的襲奪。因此，1998至今的台灣電影票房，除2008、2011、2012與2013年，九成或更多是好萊塢的禁臠，並且，前述四年觀看好萊塢電影的人次並未減少，只是比例相對降低，因為台片觀眾底數太低，致使增加幅度，必然遠大於好萊塢觀眾人次的增加。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港片的式微？答案不是那麼清楚。但美聯社記者的專文〈香港電影向大陸尋求復興之路〉後一個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出爐，至少事後諸葛顯示美聯社的說法徒留諷刺。最好的情況下，《安排》也許促使中港合製的片量與（合製）港片在中國市場收入有所增加，但與此同時，港片佔有本地電影的比例則如前面所引，其實是急速下降了。這個對比是說電影經濟的收之東隅、失之桑榆嗎？電影只是經濟嗎？假使加上中港的影視文化交流之需要，並且是跳脫短視逐利歸私的文化相互啟發、增進彼此理解的需要，《安排》做得夠、做得好嗎？
1997年，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始執行調查，香港平面與電子傳媒通通入列，即便有人對這些結果有其微詞，但至2013年的六次調查，通過相同問題所得到的靜態（而不是通過審議後的）主觀意見分佈，仍然值得參考。特別是，這六次的調查有個相當一致的發現：香港電台這個擁有數個收音機頻道，但還沒有獨立電視頻道，由港府代替港人提供營運資金的傳媒機構，公信力是八家進入查訪的電子傳媒的第一名，假使再把二十二家報紙也列入，仍然高居第一（在1997、2001、2006、2009、2011與2013等六年，2006與2009兩年，香港電台略遜於南華早報，其餘四年則勝過）。公信力最低分一、最高分十，香港三十家傳媒的整體得分，平均從6.46（2001）降至6.18（2013），香港電台則是7.52至6.99。1998年以來，香港電台、所有私營商業電視、學界與廣告界合作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看了電視之後，留存印象並且得到了有所收穫的感覺；收視率則不管觀眾的感受好壞，良寙、印象有無不論，收視率只關心觀眾看是否打開電視畫面）調查，歷年評選也都是港台成績最好，2013年，香港電台的平均欣賞指數70.79分，無綫電視66.68分居次，有線電視66.25分，而亞洲電視是63.85分。
港府在2006年1月成立《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檢討公共廣播角色，決定港台前途。到了2009年9月，特首曾蔭權似乎曾經宣佈，香港電台未來數年內即將升級，收音機之外，另要自擁數個電視頻道，不再如同現制，只是責成私人商業台播放其節目。可能是因為獨立設置電視頻道對港人的吸引力不夠；可能是港台的相對高公信力不能轉化為港人對港台的支持；港人可能認為港台建立電視頻道只是港府，乃至於中方意志與權力的延伸（如2011年9月委任鄧忍光為廣播處長引起的抗議風波），可能是港府的行政怠惰或……等等考慮或原因，這個政策好像業已消失。去年，港府已將無線頻譜「轉給」其所中意的私人，因此未來港台自擁無線頻道的政策，可能算是落空了？
但香港與香港傳媒的自主空間與效能，未來是否能夠增加的問題，不會因為港台是不是應該有，以及是否會有機會取得無線電視頻譜而結束。對於香港，對於台灣，相同而還是必須面對的眾多問題，仍然包括政治的公權力是不是必然成為新聞自由之敵。假使如此，我們無從選擇，只能敬政府而遠之。
只是，海外多有成例，證明政治公權力的介入方式，才是影響新聞自由之內涵及其是否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政府低度介入，欠缺傳播想像與政策的台灣，雖然近年以來的（消極）新聞自由相當值得珍惜，但其之所以值得珍惜，是因為眾多前輩在爭取在先，不是因為政府不作為所幸致。瑞典、挪威、芬蘭與丹麥等北歐國家，不但至今是高福利國家，稅賦也重，同時也對於其電子與平面傳媒有較大規模與奏效的介入，因此其傳媒的商業競爭之失靈程度得以獲得較好的糾正，多年以來，北歐四國在新聞自由評比的得分，都是名列前茅，雄踞接受調查百餘國家之首。
海外成例固然無法自動轉化在本地適用。各國、各地也都有各自的獨特性，惟若要讓傳媒擁有完整的自由，傳媒的運作不至於有動輒得咎之虞，與此同時，傳媒也可以擁有充分的資源，善事發揮告知、監督、娛樂與教育的功能，那麼，欠缺政治公權力的有效介入，亦無可能。
港人現在對特首沒有信心、沒有好感，台人對總統的心情，如出一轍。來日換了特首，換了總統，也不必然代表低迷的狀態就要谷底翻身。身處這個情境，階段論的認知，也就是要求先解除眼前的不自由與受壓抑之處，後議其他，雖然是可以理解的反應，但不宜成為唯一的選擇。在營造改變動能的同時，未來的願景必須同時兼具正面與負面表列，「反對與我要」理當並舉，那麼，有朝一日，港台的社會動能有了進境，得以也讓《我們創造了查維茲》的時候，兩地的傳媒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不再失語禁聲。
馮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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