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資本壟斷中的記者集體組織:媒體工會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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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整理/田育志、江慧珺

旺中併購中嘉有線及壹集團易主等事件,在2012年引發社會熱烈討論與抗議行動。在這波媒體資本流動與壟斷的風潮下,新聞工作者則以集體團結回應,如記協於八月底成立聯合工會、蘋果日報員工發起工會。

自從自立報系工會走上街頭開始,近廿年來媒體工作者勞動條件與權益不斷沉淪,更面臨專業與勞工的矛盾。因此,《共誌》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於2012年10月15日在紫藤廬聯合舉辦座談,由世新大學社發所陳信行教授主持,討論媒體自主組織、新聞專業自主權、與勞動權議題,並探討近期旺中的內部自主爭議、與壹電視轉賣後大舉裁員等發展,是否可以化為新聞工作者的轉機,開創集體組織的新的可能性。以下為座談內容節錄。

彭琳淞(前自立晚報記者、自立工會發言人)

在我看來,十八年前後的兩次大遊行兩場遊行所代表的意義有很大的不同。

十八年前,自立報系雖深具特色,但實際經營狀況不好,已有多波裁員,長期風雨飄搖。台南幫欲將自立報系轉手給台北市議員陳政忠,由於陳對外形象不佳,而引起自立內部員工憂慮轉手後報紙走向改變,加上自立內部文化向來深具勞動意識,才會要求維護勞工權益。當時以《自立早報》副總編輯蘇正平為首,發展出兩項訴求,一是簽署編輯室公約,二是全員退休結算年資。最後,陳政忠答應簽署編輯室公約,且半年內自立員工可以自由選擇退休離開或繼續留下。

當時的「901為新聞自主而走」記者大遊行,是一群自立內部員工以及自立之外的媒體朋友,同來聲援自立內部的新聞自主。今年的「901反旺中大遊行」,看不到中時媒體集團內部員工出面爭取新聞自由的行動,反而是外部去抗議這家媒體違反新聞專業或擔心媒體壟斷。

對我而言,兩場遊行還是有還是有共通之處。今年我與幾位工會的朋友討論,再以自立的名義上街頭,回應記協「新聞專業、新聞自由、新聞自律」的訴求。十八年過去,這三點訴求一直都是媒體人追求的重要價值與目標。若非媒體從業人員,也可以把這項訴求當成國民的基本權益,以此要求媒體善盡義務與責任。

徐國淦(聯合報資深撰述委員)

對照18年前後的社會背景,70年代末要求解嚴,希望媒體不要被政治獨攬,讓媒體曾經也有過百家爭鳴的時期,但走到現在,又出現了獨攬的情況,只是由原本的政府變成了財團獨攬。

但我認為18年前的記者,因為在政府威權管制下,為了衝破政治戒嚴的藩籬,血液裡其實充滿的反叛的意識,過去記者對於社會的使命感與現在記者的感受相當不同;他們反芻與自我成長的動能,使得記者不僅是媒體報導者、觀察者,甚至是社會運動者。

而18年後,由於媒體組織結構的改變,就我個人的觀察,現在媒體工作者把記者當成志業的層次已經不一樣了。比起過去想利用記者的角色作為推動、改革社會的力量,現在的媒體工作者只把記者當成一個賺錢的志業;在這種以資本主義為前提思考下,以我在聯合報工會的經驗,新進記者鮮少加入工會,他們思考的是當下工會能為自己帶來什麼利益或好處,這種缺乏集體意識的想法,讓工會的力量隨著越來越少成員的加入而漸漸消失。

所以回到整個媒體組織能不能成立一個工會來行使集體意識?對照我所提出的聯合報工會狀況,我認為還是在於年輕記者對於勞動意識、集體意識的認知有多強?若仍侷限在個人主義的思考,媒體工會未來的發展還是會有許多壓力與瓶頸。

陳曉宜(台灣記協會長、台灣新聞傳播產業工會理事長、台灣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那麼我從這次的壹傳媒出售事件來談起好了,十月初壹傳媒要出售,就傳出壹電視將要解雇三百位員工,雖然經過一番努力後僅有一百七十幾名員工被裁員,但對於沒有工會的壹電視來說,誰來保障他們?我認為這只能靠集體的力量。所以今年九月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的兩個工會-台灣新聞傳播產業工會和台灣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就是覺得現有的媒體工會組織大多式微,而原先沒有工會的媒體去成立工會也相對困難,所以才藉由成立這兩個工會,讓想加入的媒體工作者有個靠岸的地方,進一步團結大家的意識。另外,現在的環境已經不能靠個別媒體單打獨鬥,各個媒體之間應該要互相協助,透過組織共同的大工會才能凝聚力量。

而我也認為,記者不是一般的勞工,因為背負了一定的社會責任,所以「新聞自主」這項在記者的勞動條件中是相對重要的,但不論是勞工局或NCC,甚至是現有的法令都無法保障記者的新聞自主權,所以只有透過團體協商的方式,集中勞方的力量要求資方給予這方面的保障。例如壹電視要賣給練台生先生時(編按:講座進行當天,仍未確定是中信辜家買下壹集團),就可以透過工會主張買賣契約上應註明,未來新聞部與節目部需獨立自主,壹電視與年代新聞台的編輯也需分離。

不過就大環境來說,現在記者還是抱持著「薪水都沒有了還去談自主權嗎?」的想法,所以我也認同徐國淦先生所說的,個別勞工權益還是需要勞工自己去爭取,否則即使其他外團體再怎麼積極,也只是一頭熱。

劉昌德(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共誌和媒改社成員)

十八年來媒體工作者與工會所面對的媒體環境改變,除了受政治與社會脈絡影響外,媒體老闆的屬性轉變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過去的報老闆對媒體有自己的想像與目的,但現今的媒體經營者無論是蔡衍明、黎智英、乃至於練台生或中信辜家,多半並非媒體起家,且多是跨國、跨業經營的企業集團。這類新老闆在意的,常常不是新聞記者所堅守的內容或新聞自由,而是財務上的算計,其意圖並非長期經營耕耘,而是透過短期的媒體買進賣出來套利。

媒體老闆屬性的改變,也使記者集體運動面對的對象也產生變化。過去自立易主,充滿自主意識的記者深知即將接手的新老闆有何政治意圖、會如何干預,推行編輯室公約的對象相對清楚。但是現在面對這些跨國企業的新媒體經營者,新聞工作者不容易找到對抗的目標為何,運動的對象變得更廣泛、模糊。

同時,新聞媒體與記者因此進一步商品化,所以當媒體組織面臨財務危機時,記者就像即將被去除掉的成本毒瘤。例如本次壹傳媒大裁員,記者常常都是透過別的媒體口中得知自己即將被裁員。而記者缺乏一個集體的對象被告知,沒有團結組織,就沒有協商的空間與可能,是完全處於被動的底層勞工。

與記者切身相關的勞動權益卻無法引起回響,反倒是專業自主或新聞倫理往往能引發共鳴。有關記者究竟是屬於專業者與勞動者,十八年前記協成立之時已有相關的爭論。前記協會長林朝億曾說,記者就像是「藍白拖」,無須區分藍領工會或白領公會。既然「藍白拖」可以激起記者共鳴,專業自主或許也就可以成為記者工會的動員訴求。

專業自主與工會運動要如何連結?我提供美國媒體工會的做法作為參考。前幾年美國媒體也面臨經營權轉手、大批員工失業的問題,工會便提出「員工入股」的建議。員工入股的做法在台灣行之有年,特別是在高科技業,但若落實在媒體界,將代表員工介入生產與經營的新意義,也就是產業民主的作法。此一想法近似於獨立媒體的運作,透過經濟基礎的連結,基層記者也是媒體企業股東,讓專業自主與工會運動產生連結,徹底轉換主流媒體的體質。所以,記者寫的是屬於自己的「戰鬥稿」,而不是為了老闆而作的戰鬥,記者生產出的內容不再屬於媒體老闆,讓新聞媒體真正成為「我們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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