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整理／田育志、江慧珺
旺中併購中嘉有線及壹集團易主等事件，在2012年引發社會熱烈討論與抗議行動。在這波媒體資本流動與壟斷的風潮下，新聞工作者則以集體團結回應，如記協於八月底成立聯合工會、蘋果日報員工發起工會。
自從自立報系工會走上街頭開始，近廿年來媒體工作者勞動條件與權益不斷沉淪，更面臨專業與勞工的矛盾。因此，《共誌》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於2012年10月15日在紫藤廬聯合舉辦座談，由世新大學社發所陳信行教授主持，討論媒體自主組織、新聞專業自主權、與勞動權議題，並探討近期旺中的內部自主爭議、與壹電視轉賣後大舉裁員等發展，是否可以化為新聞工作者的轉機，開創集體組織的新的可能性。以下為座談內容節錄。
彭琳淞（前自立晚報記者、自立工會發言人）
在我看來，十八年前後的兩次大遊行兩場遊行所代表的意義有很大的不同。
十八年前，自立報系雖深具特色，但實際經營狀況不好，已有多波裁員，長期風雨飄搖。台南幫欲將自立報系轉手給台北市議員陳政忠，由於陳對外形象不佳，而引起自立內部員工憂慮轉手後報紙走向改變，加上自立內部文化向來深具勞動意識，才會要求維護勞工權益。當時以《自立早報》副總編輯蘇正平為首，發展出兩項訴求，一是簽署編輯室公約，二是全員退休結算年資。最後，陳政忠答應簽署編輯室公約，且半年內自立員工可以自由選擇退休離開或繼續留下。
當時的｢901為新聞自主而走｣記者大遊行，是一群自立內部員工以及自立之外的媒體朋友，同來聲援自立內部的新聞自主。今年的「901反旺中大遊行」，看不到中時媒體集團內部員工出面爭取新聞自由的行動，反而是外部去抗議這家媒體違反新聞專業或擔心媒體壟斷。
對我而言，兩場遊行還是有還是有共通之處。今年我與幾位工會的朋友討論，再以自立的名義上街頭，回應記協「新聞專業、新聞自由、新聞自律」的訴求。十八年過去，這三點訴求一直都是媒體人追求的重要價值與目標。若非媒體從業人員，也可以把這項訴求當成國民的基本權益，以此要求媒體善盡義務與責任。
徐國淦（聯合報資深撰述委員）
對照18年前後的社會背景，70年代末要求解嚴，希望媒體不要被政治獨攬，讓媒體曾經也有過百家爭鳴的時期，但走到現在，又出現了獨攬的情況，只是由原本的政府變成了財團獨攬。
但我認為18年前的記者，因為在政府威權管制下，為了衝破政治戒嚴的藩籬，血液裡其實充滿的反叛的意識，過去記者對於社會的使命感與現在記者的感受相當不同；他們反芻與自我成長的動能，使得記者不僅是媒體報導者、觀察者，甚至是社會運動者。
而18年後，由於媒體組織結構的改變，就我個人的觀察，現在媒體工作者把記者當成志業的層次已經不一樣了。比起過去想利用記者的角色作為推動、改革社會的力量，現在的媒體工作者只把記者當成一個賺錢的志業；在這種以資本主義為前提思考下，以我在聯合報工會的經驗，新進記者鮮少加入工會，他們思考的是當下工會能為自己帶來什麼利益或好處，這種缺乏集體意識的想法，讓工會的力量隨著越來越少成員的加入而漸漸消失。
所以回到整個媒體組織能不能成立一個工會來行使集體意識？對照我所提出的聯合報工會狀況，我認為還是在於年輕記者對於勞動意識、集體意識的認知有多強？若仍侷限在個人主義的思考，媒體工會未來的發展還是會有許多壓力與瓶頸。
陳曉宜（台灣記協會長、台灣新聞傳播產業工會理事長、台灣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那麼我從這次的壹傳媒出售事件來談起好了，十月初壹傳媒要出售，就傳出壹電視將要解雇三百位員工，雖然經過一番努力後僅有一百七十幾名員工被裁員，但對於沒有工會的壹電視來說，誰來保障他們？我認為這只能靠集體的力量。所以今年九月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的兩個工會－台灣新聞傳播產業工會和台灣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就是覺得現有的媒體工會組織大多式微，而原先沒有工會的媒體去成立工會也相對困難，所以才藉由成立這兩個工會，讓想加入的媒體工作者有個靠岸的地方，進一步團結大家的意識。另外，現在的環境已經不能靠個別媒體單打獨鬥，各個媒體之間應該要互相協助，透過組織共同的大工會才能凝聚力量。
而我也認為，記者不是一般的勞工，因為背負了一定的社會責任，所以「新聞自主」這項在記者的勞動條件中是相對重要的，但不論是勞工局或NCC，甚至是現有的法令都無法保障記者的新聞自主權，所以只有透過團體協商的方式，集中勞方的力量要求資方給予這方面的保障。例如壹電視要賣給練台生先生時（編按：講座進行當天，仍未確定是中信辜家買下壹集團），就可以透過工會主張買賣契約上應註明，未來新聞部與節目部需獨立自主，壹電視與年代新聞台的編輯也需分離。
不過就大環境來說，現在記者還是抱持著「薪水都沒有了還去談自主權嗎？」的想法，所以我也認同徐國淦先生所說的，個別勞工權益還是需要勞工自己去爭取，否則即使其他外團體再怎麼積極，也只是一頭熱。
劉昌德（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共誌和媒改社成員）
十八年來媒體工作者與工會所面對的媒體環境改變，除了受政治與社會脈絡影響外，媒體老闆的屬性轉變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過去的報老闆對媒體有自己的想像與目的，但現今的媒體經營者無論是蔡衍明、黎智英、乃至於練台生或中信辜家，多半並非媒體起家，且多是跨國、跨業經營的企業集團。這類新老闆在意的，常常不是新聞記者所堅守的內容或新聞自由，而是財務上的算計，其意圖並非長期經營耕耘，而是透過短期的媒體買進賣出來套利。
媒體老闆屬性的改變，也使記者集體運動面對的對象也產生變化。過去自立易主，充滿自主意識的記者深知即將接手的新老闆有何政治意圖、會如何干預，推行編輯室公約的對象相對清楚。但是現在面對這些跨國企業的新媒體經營者，新聞工作者不容易找到對抗的目標為何，運動的對象變得更廣泛、模糊。
同時，新聞媒體與記者因此進一步商品化，所以當媒體組織面臨財務危機時，記者就像即將被去除掉的成本毒瘤。例如本次壹傳媒大裁員，記者常常都是透過別的媒體口中得知自己即將被裁員。而記者缺乏一個集體的對象被告知，沒有團結組織，就沒有協商的空間與可能，是完全處於被動的底層勞工。
與記者切身相關的勞動權益卻無法引起回響，反倒是專業自主或新聞倫理往往能引發共鳴。有關記者究竟是屬於專業者與勞動者，十八年前記協成立之時已有相關的爭論。前記協會長林朝億曾說，記者就像是「藍白拖」，無須區分藍領工會或白領公會。既然「藍白拖」可以激起記者共鳴，專業自主或許也就可以成為記者工會的動員訴求。
專業自主與工會運動要如何連結？我提供美國媒體工會的做法作為參考。前幾年美國媒體也面臨經營權轉手、大批員工失業的問題，工會便提出「員工入股」的建議。員工入股的做法在台灣行之有年，特別是在高科技業，但若落實在媒體界，將代表員工介入生產與經營的新意義，也就是產業民主的作法。此一想法近似於獨立媒體的運作，透過經濟基礎的連結，基層記者也是媒體企業股東，讓專業自主與工會運動產生連結，徹底轉換主流媒體的體質。所以，記者寫的是屬於自己的「戰鬥稿」，而不是為了老闆而作的戰鬥，記者生產出的內容不再屬於媒體老闆，讓新聞媒體真正成為「我們的媒體」。
共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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