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Unsplash
「那些人是活生生地在你眼前展示著生命！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阿津回想起第一次看紀錄片的時候，被螢幕中所流洩出真實生命／生活的氣味所深深吸引的悸動。
阿津在大學時期就讀傳播相關科系，當時即受到紀錄片形式與內容的吸引，她心底很清楚自己想要做的就是拍紀錄片，但是現實生活的考量，逼使她必須權衡／轉換生存與理想之間的界線。畢業之後她待過麵包店、NGO組織等等。直到去年，她才又開始進入以紀錄片工作為生活核心的生命狀態，同時間也考上研究所，一面修課、一面進行紀錄片拍攝的工作。
回想起來，阿津很感謝當時有圈內的前輩在前面拉著自己走。阿津在之前的案子曾認識一些氣味相投的紀錄片工作者，後來經常聚在一起聊各種對於紀錄片的想法，但當時迫於現實考量，阿津選擇在NGO組織工作。薪水較穩定，還可以償還學貸、繳房租與基本的生活費。雖早已因理念不合萌生去意，但也因為現實因素而難以抉擇。當時就是這些朋友一方面鼓勵阿津報考研究所，另一方面也勸她離職加入他們的拍攝團隊。掙扎許久後，阿津問自己一句話：「如果2012年是世界末日，我沒拍紀錄片會後悔嗎？」得到了「我會非常後悔」的答案，再加上當時同時考上研究所，讓阿津終於邁向以拍攝紀錄片為重心的生活。
阿津很清楚，紀錄片這條路「是志業、而不是事業」，由於它不可能賺錢，所以我必須去賺錢，來維持我想要做的事。她也很誠實地面對目前景況：只有在拍攝工作的空檔，才有時間拍我們想拍的東西。阿津也指出大多數紀錄片工作者在台灣，其實花很多時間在找標案、寫企畫、投企劃、接case（能接到case的已經算是不錯的了）上。若想拍自己想拍的，放眼望去國內可以申請的也非常有限，像是國藝會、公視【紀錄觀點】、CNEX年度徵選等，但也都競爭激烈。
除了紀錄片工作者艱困的生存處境外，阿津認為連當前台灣紀錄片的播映管道都有待加強。她指出目前唯一的、固定的、全國性的播放管道只有公共電視是每周一小時的節目【紀錄觀點】。但是節目時間太短、太少，作品格式受到57分鐘長度限制，補助津額也是少得可憐，而而且紀錄片導演與公共電視之間的版權合約也不盡太合理。
阿津強調，整體而言，目前國家對紀錄片創作的補助還是太少。去年新北市政府開始提供紀錄片補助計畫，是阿津今年度要努力爭取的目標之一。如果能夠有充分的支援，她最想拍什麼？「我想拍女性，以女性為主題的紀錄片！」阿津滿心期待著。
蔡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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