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立院三讀通過《文創法》，同年五月，國發基金便決議匡列100億元，挹注文建會的「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這個方案的目標是希望結合國發基金與民間力量，發展台灣文創產業，並以「共同投資」及「委託評管」兩種方式進行；看似立意良好，但其中問題甚大。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想要講的事情，創作就是為了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有人用音樂、有人用文字、而我是用圖畫。」大學就讀中文系的書玉原本以為自己畢業後會成為一個國文老師，但是爸爸一句「妳要趁年輕的時候做想做的事情！」讓她決定放下一切遠赴日本留學，為的就是重拾兒時的夢想——畫漫畫。

對劇場工作者而言，演員身兼多職的情況早已見怪不怪。Kimi因為還是新人，需要花比較多時間投入練習，因此無力在排練期間做別的工作，收入自然有限，若不是父母支持根本無法靠表演維持生活。Kimi說，在台灣劇團很難賺錢，很多小劇團的表演即使賣了八、九成的票，最後卻只能打平收支。

紀錄片這條路｢是志業、而不是事業｣，由於它不可能賺錢，所以我必須去賺錢，來維持我想要做的事。除了紀錄片工作者艱困的生存處境外，阿津認為連當前台灣紀錄片的播映管道都有待加強。整體而言，目前國家對紀錄片創作的補助還是太少。

對樂團來說最主要的不是錄專輯，而是增加表演機會。很多台灣獨立樂團作品的品質不足，主因就是表演舞台太少，缺乏磨練機會。如果政府能製作高品質的廣電音樂節目或是多辦音樂活動，都有助於樂團成長。政府可以介入改善之處很多，但歸根究柢，就是要創造一個更友善、更活潑的音樂表演環境與氛圍。

對於「政府補助」，baodao早已不做任何期待。他認為現今的補助標準根本是｢比較誰會寫企畫書，而不是作品本身｣。Baodao認為，政府實在拿太多錢去補助學生，但其實最困難的應該是剛畢業，即將專門從事創作的工作者，另外，他覺得輔導金應該要展現真正的價值，而非為給而給。

在歐美國家，許多羅曼史作品常被改拍成電影，這在台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文以載道的觀念，大家會覺得純文學的作品地位比較高，文學獎也幾乎都是為純文學設立；但是娛樂性質的小說也值得被社會尊重，言情小說也夠格和其他的類型小說並立。

文化是什麼？文化如何被國家機器所想像／收編／治理？文化如何展現一國國力？如何｢讓所有國民，不分族群、不分階級，都成為臺灣文化的創造者與享用者｣？除了政府治理視角、國際視野、產業觀點的巨觀規劃，實際在文化各個領域的創作者與｢想｣用者們的實際處境與建議，也應當成為貼近文化政策於在地生存脈絡的理解。

1956年11月2日，蘇伊士運河危機正炙，（註）當天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一個現場問答政論節目【有問題嗎？】（Any Questions?）中，主持人葛萊士伍德（Freddy Grisewood）一開場便宣告：『在我們接受第一個提問前，我必須說，今天有許多聽眾也都要求討論這個話題，但本節目礙於「規定」，恐無法在節目中處理。』不等主持人明講是什麼問題，其中一位與談人，《每日郵報》的政治記者費萊（Henry Fairlie）直嗆：「我們都有這個幻覺，英國已經入侵埃及了！」

河豚子，來自高雄的三人女子樂團，在玩獨立搖滾多年後，從前身樂團橘娃娃改組，2012年3月正式推出第一張專輯《你不是人》。拿到她們DIY製作的專輯後，就愈發感受到這股清爽魅力。沒有文藝夢幻，不賣弄性感可愛，也不費力挑釁，三件式樂器的簡單組合，但又衝出少女系毫無道理的力量。啊，我們不是人，你也不是人的話，那就進來聽聽這個動物搖滾寓言吧！

所有國家，都是同中有異，委內瑞拉獨步全球的表現，有三。一是1975年創設的El Sistem，直接翻譯是「系統」，實際是「社會行動音樂」，通過（古典）音樂的推廣及其教育，正面變化中低階層青少年的生命軌跡…

放眼望去，錯落灰黑的山巒映著藍天，少許村落房舍妝點白地，這個彷彿用潑墨筆法勾勒出的天地之間，一片靜寂。長久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薩米人，身著彩色傳統服裝，拉開他們的嗓音唱著悠依克(Yoik)，劃破靜默寂寥的極地，為蒼茫大地增添繽紛的色彩。

「為什麼學生一定要穿制服，老師卻不用帶名牌？」、「為什麼學生在坡道上不能騎車，老師卻可以？」、「為什麼我們已經18歲了，卻不能選擇自己要吃什麼、只能吃承包商在學校賣的便當？而且這些東西連老師自己都不吃！」……這些很多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對一些些高中生們卻是一連串的問號。意識到「如果什麼都不做，那什麼都不會改變。」一群來自嘉義的高中、職學生們成立了「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