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麗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執行委員）
今（2018）年初文化部提出重大的政策方向，也就是研修「公共媒體法」。文化部將提案修法，把台灣主要的三家公共媒體（公視基金會、中央通訊社及中央廣播電臺），以因應數位匯流並擴大公共媒體。這是歷年來公共媒體的主管機關（包括前新聞局以及2012年以來的文化部）所提出的最大幅度改革，各方期待。本文建議，在推動集團化的大型工程時，可先從小型且重要的合作專案 — 公共媒體平台著手 — 作為先期的實驗，逐步測試，不斷修正，並在合作的過程中建立信任關係。
文化部的政策目標主要是，在數位匯流下，整合不同性質的媒體（如電報、廣播、電視等）；而且我國主要三家公共媒體的規模均小；因此文化部修法以整併三家公共媒體，以建立產業規模，達到綜效，並將本國的內容對國際傳送，以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文化部的政策作為，具有重大意義，效果長久，非常值得重視。首先，此政策規劃開啟了公共媒體政策討論的新空間。其次，文化部也直接針對台灣公共媒體的困境（包括數位轉型的方向不明確，以及長期以來規模與資源不足的問題）嘗試提出解決方案。因此，文化部的方案已經引起各界的重視與討論。
但是，吾人必須了解，本次的修法是媒體整併的超大型工程，其所牽涉的範圍很廣，層面很多，並非一蹴可幾的。它需要內外溝通，協商以及對話。文化部必須提出具體法案，闡述為何在數位時代台灣需要壯大公共媒體，同時應爭取朝野立法諸公以及公民社會的支持。在三家公共媒體內部的整合上，吾人需注意到的是，這三家媒體不只是傳輸介質（電報、無線廣播波、無線電視波）的差異，而各有歷史傳承，制度慣性以及人事結構等。如中央通訊社與中央廣播電台，都有近百年的歷史，連最年輕的公共電視台也有二十年的歷史；三個組織的整併，可能有不確定性，需要不斷的磨合、協調，很難由上而下的進行，而應聆聽各部門員工的意見與期待，由下而上來進行。因此，修法整併三家公共媒體，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因此也可能需一段很長的時間。
筆者建議，正當文化部著手推動修法時，三家公共媒體可以合作協力，推出公共媒體平台(public media platform)。它的意義是，建立一個公共數位平台，將公共媒體已有的內容重新編輯、策展，以提供更完整的公共服務內容，並經營社群，跟公眾建立連結以及協力的關係。
例如，美國的奈特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委託的研究《五十年後的公共媒體：「資訊公有地」的下一步》（Public media at 50: What’s next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ons）即指出在數位時代公共媒體的重要。該報告指出，在1967年，美國推動公共媒體法，主要的用意是希望當時的新媒體（電視）提供公共服務內容，也就是社區中所需的新聞與資訊；五十年後的數位時代，公共媒體仍應存在，因為公共媒體具公共服務導向，仍為市場所無法供給的；如目前的數位媒體或平台雖提供了很多數位新聞、但公共服務不足，調查報導有限，且立場經常偏頗，假新聞充斥。該報告並進一步主張應成立公共媒體平台，以整合公共媒體的內容，提供全國與在地的即時消息，並用多媒體（聲音或影像）；相對地，目前的平台商（如谷歌與臉書等）以商業利益為目標，策略收集、使用以及販賣個人資料（data），卻不提供公共服務內容，也沒有任何問責機制。由此可見，在數位時代，公共媒體平台十分重要。
建立公共媒體平台，可能是吾國公共媒體整合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文化部所推動的修法與組織整合，屬於較大規模的變動，其中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也需要較多的時間，較周詳的考量，較細膩的手腕來進行。根據「精實創業」的原則，在環境不確定時，組織要創新，固然眼光要大、但必須從「小」做起，以最小可行產品（或服務），再不斷實驗與測試，再評估是否要調整方向。由此觀之，目前推動公共媒體平台至少有幾項優點。第一，相對於組織整併的大工程，公共媒體平台算是較小可行的產品。文化部可以專案的經費支持，由主要的公共媒體各派人員組成小型的工作小組，規劃內容的分享、共用、搜尋、編輯策展等。從中應該可以發現組織間合作的問題（如資訊系統、著作權、檔案資料庫格式等），並逐步修正解決，為未來的整合作準備。
第二，藉由此平台，公共媒體也可發揮綜效並擴大影響力。我國主要的公共媒體各有不同的強項與內容。如中央社以文字、國際新聞為主，公共電視台的新聞部以影像、深度報導為主，央廣則以廣播、國際傳播為主。另外，公視的Peopo新聞平台更有眾多公民新聞與記者。編輯團隊即可針對它們的內容進行策展、推廣與行銷，並可望以最小成本達到一定的效益。
第三，在平台巨賈宰制全球、稱霸世界的媒體環境中，本國公共媒體平台就相對顯得十分重要了。目前我國與世界各國一樣，主要的數位平台都是以美國科技公司（如谷歌、雅虎以及臉書等）為主；正如前述《五十年後的公共媒體：「資訊公有地」的下一步》報告所指出的，這些平台業者接受超級大量的商業廣告，操弄演算法，成為假新聞的散布中心，卻不需負擔公共責任。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教授Nick Srnicek 出版的《平台資本主義》一書即批判數位平台的壟斷與危害；他並據此在2017年八月三十日的《衛報》投書，主張應建立本國的數位平台。而我國公共媒體具有可信度，受到專業團體肯定。如根據媒體觀察基金會在2015年對新聞工作者的調查即指出，中央通訊社、公共電視台是可信度最高的新聞媒體。其實，由公共媒體所成立的平台，不只新聞已經受到信任，而且此平台可不受商業利益之影響，並能公開問責，提供正確可信的消息。在假新聞充斥的環境中，公共媒體平台正可發揮守望的功能。
綜上所述可知，文化部提出公共媒體修法時，我國主要的公共媒體可合作推動數位平台。它可作為最小可行的合作模式，在過程中不斷修正方向與作法。而這個公共的平台本身也可發揮影響力，提供社會所需的公共服務內容，也正可說明為何在數位時代仍需公共媒體。因此，本文期待，有志之士能先推動公共媒體平台之實驗，朝向公共媒體集團化的願景邁進。
原文刊在，公共電視基金會出版之 開鏡雜誌，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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