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勞工影展《非正常營業中》｜從「自利」到「共利」的新社會企業文化

圖／2018勞工影展提供

文／蔡蕙如（共誌寫手、媒改社成員、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到底是「股東利益至上」的企業不正常，還是「共創環境、社會、員工、消費者共好」的企業不正常？從歷史上來看，這兩種概念相反的企業經營模式，在某些歷史時刻裡，好像都符合／不符合當時的常理？

「企業只需要對股東負責不需要對社會負責。」這是市場放任派的經濟學者傅利曼的名言之一，以他和芝加哥學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改變了企業、公民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政府管制與企業社會責任強弱與消長影響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樣貌。

我們最習以為常的詞彙：自由競爭、開放市場、大市場小政府、政府的黑手不要影響市場、自由平等的機會等等，其實都是一種市場放任派的典型說法之一。乍看之下像是機會均等的競爭，但實際上是，在看起來開放的市場裡，往往被排擠的都是無法大量快速獲利的小企業。而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在不設市場規範限制而可以生存並大量獲利的企業，大多是在生產過程縮減了原本應該付出成本的大企業。

例如，在英國最大的服飾平價零售商Primark，主打口號就是：「看起來很正，只需付一點錢」（Look good, pay less）的平價服飾。但實際上，大多數時尚成衣業，為了節省生產成本，服飾生產商會在（免關稅）以及便宜人力的孟加拉設廠。然而新聞報導多次發現，該服飾的消費者幾次都在新買的衣服口袋或是縫線的暗袋裡面發現工廠工人的求救訊息紙條。便宜的人力雖然看似降低生產成本，但血汗生產所引發的後續負面效益，其實會增加企業原本就應該付出的生產成本（端看其弊端是否被揭露被注意）。此外，紀錄片也發現，絕大多數的服飾製造商在孟加拉的工廠都沒有任何污水處理設備（對環境污染）和劣質的工作環境（低薪、工時過長、剝削員工）。但這些「省成本」的過程，卻為全體社會帶來最大的社會成本。全球化的消費社會與分工體制，讓每一個人都成為助長此態勢的幫兇之一。

如果消費是日常的一部分，符合良善與永續發展的共好消費模式可能嗎？《非正常營業中》介紹了一些Ｂ型企業（以社會共好為出發點的企業）發展的裡面與實際運作的方式，這一潮流與新型態的全球消費者意識結合，促成企業改變生產方式、與社區互動的模式、與消費者相互理解的模式的產生。在這種以「永續發展」為前提的改良式資本主義消費模式，喚起了全球足夠數量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的支持。這些成功的Ｂ型企業代表和有意識的公民消費者，是主動積極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至今所造成各種弊端的努力。然而，除了「有良知」企業主動改變之外，改變資本主義體制的最佳救援，是國家必須扮演更積極管制市場與企業的角色。

例如，從18世紀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來看，起初工廠企業以剝削童工勞動力為常態，一直到19世紀多方角力的結果，才有法律明定兒童的工作時數與不得值夜班與危險工作的規定（1833年），才界定了兒童權利保障的第一步。或是在美國大蕭條時期，總統小羅斯福曾經推動「新政」，所根據的理論依據是凱因斯學派經濟學理論，政府應該介入市場管制機制，並且投入重大的國家建設，以幫助恢復國家經濟發展。更不用說，戰後英國的工黨政府，更是投入大量國家力量，建立全民健保系統，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務設施，並且國有化公共交通系統、天然氣、煤礦場等國家資源，這是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些公共服務設施保障了所有公民的接近使用公共資源的平等。

然而，70-80年代的發展，包括柴契爾主義與美國雷根總統開始大舉開放市場、去除國家對於市場管制的責任以及鼓勵掠奪性的全球自由流通的貿易活動（這是也是傅利曼為首的經濟學家最為受重用的時期），資本家又回到「不受管制」的「不正常」營業狀態。為了讓企業們「回頭是岸」，以國家管制為首的新市場經濟制度，加上有意識的全球公民消費者與社區共好參與者，加上Ｂ型企業文化影響力，或許可以進一步推進一個反省的資本主義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