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維基百科
去年底因為跆拳道國手楊淑君在廣州亞運的｢失格｣事件，使得｢仇韓｣一度成為台灣社會的全民運動、或者至少是全民的表演舞台。但事隔三個月之後，韓國流行偶像依舊大受歡迎，楊淑君在國際運動組織的訴訟，則從｢國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共業、降格為國內體壇｢漂亮寶貝｣的個人清白之爭。
一切雲淡風輕。
那麼，是不是仇韓在台灣就像葡式蛋塔或Hello Kitty一般，不過是眾多流行話題中，在某個特殊時刻被消費一小段時間的事物？流行風潮一過，新聞主播過場，｢現在讓我們來關心下一則報導｣吧。既然排隊購買的人潮都散去了，就沒道理要對｢仇韓｣特別嚴肅看待。一場秀罷了。
不過如果記憶力稍微好一點，或許會發現，｢仇韓｣從來沒有煙消雲散，而是這十幾年來，每隔一陣子就會被喚醒的集體情緒。1990年代台灣舉辦瓊斯盃籃球賽的台韓傳統大戰，2002年日本與南韓主辦的世界杯足球賽，這幾年所有的棒球國際賽事，前年東亞運跆拳道韓國選手疑似惡性犯規。仇韓也不只在運動場上而已，2000年以後對韓國女明星整形的消遣與諷刺，網路上近年來對於有關｢韓國申請XX為他們所發明的世界遺產｣的不齒與抵制，還有郭台銘對於韓國面板廠商的深惡痛絕。
你可以羅列出許許多多跟韓國有關的事物，然後想起所有韓國人令人咬牙切齒的｢小動作｣，還有我們的同仇敵愾。
仇韓的潛伏與爆發
仇韓這種國族集體情緒，若沒誇張到流淌在我們的血液裡，也應該是一種潛伏的病毒，等待下一次適合的時機大肆傳染。雖然具有一切消費話題的短暫與表演等虛矯特徵，但因為仇韓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展現，所以不容易根除。
不是葡式蛋塔。至少至少，仇韓的民族主義像是台灣人的流行感冒，每隔一陣子就得犯一次。
民族主義是一個幽靈，在台灣徘徊。從1970年代的中華民國外交困境開始，民族主義、特別是在運動場上的民族主義，就跟隨著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很多人都喜歡提起，威廉波特的少棒如何讓人心激動，或者看著台灣的｢奧會梅花旗｣（不是非得國旗不可）在國際賽場合升起時熱淚盈眶。
即使到了所謂後現代、全球化的時代中，這背後靈不曾遠離，隨時等待召喚。在藍綠政治鬥爭與經濟衰退的泥淖中，｢台灣之光｣王建民曾經以MLB的連續兩年十九勝戰績，帶領大家走過那慘淡的時光。就算是做為｢邪惡帝國｣（我指的不只是許多棒球迷認定的New York Yankees，更是美國）的戰將也罷，建仔畢竟讓大家感受到｢一起被世界看見｣。
因為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建國過程的產物（而不是相反的邏輯，像是我們曾經錯以為的那樣：民族是國家的根基），所以在長期處於自我定義與被定義焦慮的台灣社會中，民族主義幽靈就不曾遠離。
當｢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被聯合國、也就是大部分世界上的｢他人｣所否認之後，島國台灣的政權，就得不斷地建國。不管是自由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邊一國的台灣國、還是全球化下ECFA的經濟體，這麼多年來，台灣社會始終處在建國的過程中。每一次（完成與未完成的）建國，都會產生（複數的）民族主義。
韓國就是｢他們｣
二十世紀末以來持續加劇的全球化、或者說是新自由主義壟罩下的殘酷競爭與國家弱化，所產生的民族主義特徵之一，就是為｢這裡｣的｢我們｣貼上特定的民族和語言標籤，來對抗不斷從外頭｢那邊｣跑來、具有威脅性的｢他們｣。民族主義讓我們以為，這些外來的｢他們｣，造成了我們如今飽嘗的苦難；必須為當前我們面對的這些問題負責的人，不是執政者，而是｢他們｣。這不是我說的，是英國史學家Hobsbawm在二十年前就說了的。
哪些人是｢他們｣？那些非我族類的人。我回憶所及，在台灣，曾經日本人被當作｢他們｣（原宿的青少年次文化與中森明菜松田聖子，讓自由中國青年忘了民族情操）、曾經中國人被當作｢他們｣（在每個人身邊的匪諜，與後來千島湖事件與飛彈危機中的霸道共產政權）、曾經東南亞的菲律賓人印尼人泰國人越南人被當作｢他們｣（外勞外傭與外籍新娘，我們以為是他們搶走了飯碗或帶來了所謂低落素質的新生代）。
現在，韓國人常常被當作｢他們｣。殖民過台灣的不是韓國，飽含民族情感卻用飛彈和軍隊向台灣耀武揚威的不是韓國，向台灣大量輸入勞工與通婚也不是韓國，但韓國卻奇妙地被｢我們｣當作｢他們｣。就像在楊淑君事件的那場賽事中，幾乎沒出現的韓國人（越南對手、中國主辦，除了那個已經是菲律賓人的韓裔技術員之外）成為箭靶一般地奇妙。
但並不是那麼地匪夷所思，台灣的球迷也不全是毫無理智四處尋釁的混混。楊淑君事件中的韓國人身影，是早在韓國籍的世跆盟秘書長的強辯嘴臉之前，就已經存在。他們是東亞運中曾敬翔的對手、是棒球經典賽與亞錦賽中擋著中華隊晉級的球隊、是把持跆拳道國際組織的黑手、是過去瓊斯盃比賽中南韓隊的拐子與假摔。
除了運動賽事之外，這個在冷戰時期的｢兄弟之邦｣的｢他們｣，什麼時候變得可恨或者可怕的？早一點，是突然的斷交斷航；稍近一點，是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競爭；然後，是這個世紀開始的裴勇俊全智賢super junior與少女時代的｢韓流｣。
韓國就是｢我們｣
從來就是狹路相逢，所以韓國才曾經被認為是台灣的兄弟之邦。
二次大戰後，站上世界超強地位的美國取代被擊潰的日本，把台灣與南韓同時納為對抗共產革命的前線。冷戰後期，在經濟的全球與區域化中、及美日兩大全球與區域強權的腳下，台灣與南韓同時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代工區。冷戰結束後，一同成為擺脫｢依賴發展｣命運的資本後進國家，稍後也同樣面對全球代工基地轉移的挑戰。
相似的過去，不見得意味著相似的未來。南韓透過政府扶助大型企業建立品牌的策略，讓韓國汽車與電子產品逐漸打入國際市場，而跟台灣經濟發展分道揚鑣。影視、音樂、與運動等文化產業與活動，同樣有國家與大資本的合謀，在東亞與東南亞消費市場取得傲人成績，韓國逐步逼近、甚至超越了文化強權的日本。
被韓國甩到後面、在競爭中成為輸家的焦慮，伴隨著認為｢他們｣使小手段的民族主義情緒，構成了妒恨的基底。仇韓是銅板的背面，另一面是艷羨。｢我們｣想贏，南韓是我們在經濟、在文化、在運動場域所想要成為的模樣。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緊張的競爭關係，讓處於類似地位的南韓與台灣，用盡一切手段相互廝殺、踩著對方往上爬。像是代工工廠之間的削價競爭導致兩敗俱傷，結果獲利最大的是擁有品牌與通路的跨國企業。像是互相競爭著把更多更好的球員送到日本與美國，結果得利最大的是日本與美國職棒。
同時做為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國家，韓國與台灣互相競爭，落敗的一方被向下推擠，在經濟或文化上愈來愈依賴；而獲勝的一方，雖然可以站在美、日的身邊，但仍然在更大型跨國企業的後面，撿拾比較大塊的剩餘。南韓複製了過去的經驗，繼續透過依賴而發展。台灣則是節節敗退，進入了一直以來所恐懼的更邊緣的依賴循環。
要超越妒恨，有兩種想像。第一種想像比較簡單，就是我們取而代之。在文化產業與其他領域裡，尋找跨國企業留下的縫隙，國家與本地大資本的策略聯盟，想辦法擊敗韓國，贏得血淋淋的勝利。透過模仿與投注更多的心力，想辦法成為競爭中的贏家。我們成為現在的韓國。
還有另一種比較複雜的想像。拋棄世界體系的半邊陲國家的廝殺競爭，也就是拋棄那樣的代工競爭關係、那樣的文化勞動國際分工關係。不與南韓彼此競爭，反而是代工工廠之間的合作、文化產業之間的結盟，像是東亞的棒球聯盟、或者是台韓的影視合製等各種途徑。經由互相理解互相補充，成為一種真正的區域合作。韓國與台灣不再彼此廝殺，而互相成為「我們」。
當南韓不再是｢他們｣（那個贏家、或者那個威脅者）、而是｢我們｣（那個落敗者、或者那個合作夥伴），妒恨才有消失的一天。
共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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