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看待洪秀柱旋風呢？當國民黨裡幾個扭怩作態的所謂「A咖」，讓泛藍選民不奈與生厭時，洪秀柱一心救黨的痛快個性，確實可愛。但是，當那幾個繼續擺譜的「A咖」，意外地將洪的參選弄假成真、讓柱柱姐坐上總統參選大轎時，這個黨和它的（深藍）支持者的行徑或心理，以及這些現象所折射出來的台灣長期積累的沉痾，也許仍需要探究。

5月22日媒改社主辦《媒改十年，改了沒？》媒體公民會議，在新聞之外，會議的另一個議題，就是台灣影視娛樂產業的診斷與改革討論。與會者包括傳統電視娛樂產業、新媒體工作者、學界、社運界以及無數關心台灣媒體問題的前輩與年輕公民們。大家都在一片感嘆中開始：台灣的電視娛樂產業的綠洲，早就沒了。

作為一種感傷的音樂類型，演歌被視為傳統與真正的日本的音樂表達，「演歌是日本人的靈魂」（enka- wa nihonjin-no kokoro ），此說法普遍到連著名宗教學學者山折哲雄（Yamaori Tetsuo）都為此寫了幾本書來論證這種陳腔濫調之說。但從1990年代開始，以J-Pop泛稱的日本主流通俗音樂類型裡，演歌卻被排除在外…

衰頹的美國汽車城底特律正以二十世紀初期的勞工藝術迎接都市與產業重生的可能。一百三十年歷史的底特律藝術中心（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IA）逃過關門與變賣家產的大劫難，今年三月中旬起以「Diego Rivera and Frida Kahlo in Detroit」作為改組獨立後首檔展覽

南韓「電影教父」導演林權澤，也曾說出呼應林靖傑的話，他說：「假設世界是一個大花園，而每個國家就像是一種獨特品種的花。韓國雖然是小國，但是我們也有權利在這個大花園裡展示我們自己。」當初南韓導演的努力和心聲，南韓政府不僅聽到了，還拿出跟美國抗衡的勇氣和魄力，於是造就了南韓近20年來的電影復興。台灣的政府呢？就請從保障《愛琳娜》的上映時間做起吧！

台北市勞動局月前對30多家媒體進行勞動檢查並裁罰，引發記者圈與媒體資方的討論，網路媒體新頭殼董事長、前新聞局長蘇正平日前更為文（〈不是對三月媒體勞檢喝采〉）批評，認為政府進行媒體勞檢將傷害新聞自由。

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前年配合勞團發起的「準時下班日」（Go home on time day）活動中，一名記者給同業的公開信。新聞事件的不確定性與對工作的熱情，讓許多記者願意盡可能地「等到截稿最後一刻」才下班，過勞因此成為常態。

1990年代徐克執導的《黃飛鴻》系列電影，向來是我對「國片」最鮮明的印象。李連杰身穿長袍馬褂、武學大師的翩翩形象，在記憶中有如面臨電影裡西學東進的時代，一直與來自「美國」、會駕駛飛車的外國人相抗衡著。直到開始著手自己的研究，才發現早在無形之中，《黃飛鴻》已不再是我心目中的國片代表。那麼，什麼才是「國片」？

亞視是香港第一座電視台，也是全球華人首家電視台，如同香港的命運，亞視的歷史也被深深烙上殖民主義的痕跡，輪番操弄於不同的翻雲覆雨手。

中視日前宣布第一波裁員51人，未來將向中天購買新聞帶以節省成本。這對長期位居無線台新聞收視冠軍的中視而言，實在情何以堪，更影響在地觀點呈現、新聞獨立自主及多元文化生態等面向，未來發展值得密切觀察。

上個月（三月）北市府勞動檢查員到市內三十多家媒體執行公務。面對勞檢員時，多數媒體採取拖延戰術，以拖待變。但勞檢員不願離開。媒體最後出示資料。勞檢員速迅在員工出勤報表上，劃出有問題的地方。一劃不可收拾。問題實在太多，多到滿江紅的地步。那一道道的紅線，也許就如勞動者的血汗吧？

幾天前，歌手何韻詩發表獨立宣言，公開宣佈離開主流、轉為獨立歌手。她在聲明中昭告：「追求理想中的生活，從來需要付出某種代價，而這代價，只要不影響他人，我願意承擔。因此，我看見，前面的道路，若希望繼續帶着赤誠走下去，務必轉變。」

三月底，中華職棒26年開打了！今年電視轉播終於趕在開幕戰前確定，維持去年下半季態勢，緯來與福斯各拿下2球團主場轉播權，球迷確定有得看，那去年轉播權到底在爭什麼？

知道318之後台灣社會是否改變了？但我確實改變了。對於台灣的新聞教育及未來，我曾經感到困惑；但是經由318我獲得重生的力量，也找到希望之所在。謝謝318，也謝謝議題課的同學們。

1956年，可能是好萊塢表現最「差」的一年，「僅」佔台灣戲院票房的45.51%。1960至199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佔了75%左右。到了21世紀，好萊塢更上層樓了，平均約95%。所以，好萊塢怎麼會這個月才「在強」？好萊塢早就摧枯拉朽，我們的電影早就沒有立足之地。

今年二二八紀念日，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最高比例莫過於紀念會上新任台北市長柯P如何與馬英九的死亡之握過招。我非正式地統計了一下，前述的新聞內容，不論是在電視新聞報導或者從google新聞搜尋功能發現，這類新聞比例之高、令人不訝異卻燃起許多的遺憾。

「全民書寫時代」概念之提倡者認為，新聞及公共議題討論之參與是全民的權利，也是人人都能也應該實踐之技能，「全民書寫運動」使審議式民主與直接民主有了實現的可能性，將過往公民社會本應擁有的，監督政治經濟權力之權力拿回人們的手中。

到底何時開始，政治人物成為跨年演唱會的主辦者？再看看江蕙演唱會門票事件，什麼時候，台灣民眾真的如此熱愛聽現場演唱會到忘我、起爭執的地步？說到底，這兩種聽現場音樂的方式，都不那麼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