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開始在師大教書，在泰順街上租了一間三十幾年的舊公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我過了一段可以走路上下班的理想生活。做為師大夜市一帶的居民，很自然的，我摸熟了巷弄裡的店家與風景。
我逛衣服，多年來貢獻了不少銀兩給日系服飾店。約四、五年前，我發覺在師大夜市買衣服有了難度，風格與剪裁變換得很快，不規則剪裁的長Ｔ、飛鼠袖，在換季時就會有不規則剪裁的罩衫，一但投資了某項單品，整個衣櫃的風格似乎就得跟著變。好幾個快速時尚的循環過去了，服飾店更多了，有OL路線的，有辣妹風的，有專攻飾品、鞋帽的，新興的韓系成衣市場沒空理會我的躊躇，只是不斷的提醒我與流行的距離。
經常，早上出門見著了正在裝潢施工的住家車庫，晚上回家的路上就多了幾間夢幻櫥窗的服飾店，為師大夜市帶來了新的氛圍、客群，與攤販。做為住戶，我識相的在晚間與週末避開水洩不通的龍泉街，但即使是拐個彎，進到稍微清閒的雲和街或是泰順街巷內，我也時常吃驚於新店面所帶來的巷弄面貌。
圖／Unsplash
其中一項顯著的變化，是靠著韓國大眾時尚而起的跨國跑單幫、批發經濟。端出韓國空運、新貨到的招牌，師大商圈的節奏變快了。不同於過往的日系服飾店零散低調的分佈在巷弄中，這些標榜韓貨店家集中排列，迅速填補了過往師大巷弄中的黑洞與寂靜。店家們用幾種方式進行「韓國連線」 （註1）的宣稱，像是打著首爾地名的店（明洞、梨花）、裝飾用韓文、仿韓國店家的小高調裝潢、樂於推銷韓貨的年輕店員、主打K-pop的店內音樂等。一位在師大開店三年，自己跑單幫的年輕女老闆熱血地跟我提起「不賣韓貨就會倒」的傳言，「妳不知道嗎，這邊（龍泉街）都被叫韓國街了。」另一位經營日系精品市場，開業超過十年的中年女老闆，則是淡定又略顯無奈的聊著被「七百多間韓貨店」包圍的現實。
做為居民，我其實不覺得師大商圈成了韓國街。走一趟永和中興街可能更能讓人迅速的嗅到來自傳統韓國文化元素的「韓味」，像是人參、辣椒醬、韓文、毛毯、媽媽裝等。但如今「韓味」的代表不再是民國六、七十年代韓國華僑延續下來的貿易商品，而是打扮、韓劇、韓星、韓流週邊商品，它們在去地域的資訊、社交和網際網絡中流通。以服飾來說，在師大以及其他各地成衣銷售通路，消費者不難發現韓貨的販賣不等於店家直接到韓國採購，因為許多店家向五分埔的大批發商批貨，而五分埔的大盤商即使跑韓國成衣批發市場採購，許多也是買版型，再轉往深圳等地打版量產，同樣「空運來台」。整體來說，「韓貨」雖然不見得是韓國生產或自韓國空運來台，但它在台灣確實有廣大的消費市場。
師大周邊的文化搏鬥
然而，師大商圈的文化氛圍是複雜也多變的。從服飾交易中可感受到的韓風並沒有在2009年到2011年成為師大商圈的新興文化趨勢（註2），或甚至讓師大變成具備族裔（ethnic）意涵的韓國街。約莫在同時，師大商圈上演著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搏鬥（cultural struggles）：不同勢力的族群彼此摩擦與反應，改變師大周邊的文化景觀與氛圍。例如，美食評論家韓良露與趨勢科技企業旗下的基金會在2007年以紐約市East Village東村為模範，重新命名師大周邊為「南村落」，創造一個創意、波西米亞的願景。精確地說，南村落是一個文創單位，它打造一系列的生活節慶（如花燈慢步）、欽點人文創意店家，將龍泉街、青田街、永康街包裝成看似庶民、其實菁英的虛構空間：康青龍。它的各項文宣與活動受到觀光局、市政府、文化局等官方單位的認可，直接推動了師大夜市的擴張。2010年國片《一頁台北》當中的師大巷弄，對每日在其中穿梭的我，似乎只有符號真實，影片裏有滾滾沸騰的夜市人氣、夜半淨空的微醺浪漫，聞不到居住現實的油煙，當然也踢不到垃圾。
師大夜市的「過度成長」，自2011年起，因居民的抗議開始受到媒體關注。面對車站改名、人潮、噪音、油煙、建築與公共安全疑慮，居民展開公聽會，提出保衛家園，還我優質商圈的訴求。2012年，在協調無效又面對市府開罰的壓力下，多數六米巷弄以下的餐飲與服飾店開始搬離，其中有老字號，也有新商家。過程中不是只有居民與商家的二元對立，還有複雜的利益拉扯，像是房仲業者一方面慫恿一樓房東隔間出租給店家，但油煙等環境汙染卻造成高樓層房價下跌。另外，在地居民的組織與表達方式也有分歧，原本由媽媽們發起的護家行動，演變成男性主導的自救會（註3）。 執法單位的多重標準更是備受詬病。
在師大周邊迅速變化的這幾年，我跟師大這個地理環境也發生了一些關係上的改變。首先，在租屋了七、八年，看房兩年後，我接受了買不起師大房子的現實，帶著些許惆悵搬回木柵老家，雖說是考量小孩可以就近接受父母的照顧，但生氣盎然的師大周邊，還是我所認同的「地盤」。此外，2011年八月開始，我開始戴上研究者的眼鏡觀察師大周邊（註4）， 關注韓貨服飾的跨國批發與店家經營。我的田野主要在師大夜市，但不以師大為限，畢竟，全台各地都可以見到韓貨，網拍更是提供了簡便、去地域的交易。只是，韓國流行服飾與師大周邊的連結仍有特殊的空間意義，服飾業改變了師大的文化氣味，對某些居民來說，新一波的韓風服飾小店帶來的大量便宜成衣、同質性高的貨品、與不同美學品味的消費與展示，威脅到某種師大「應該」是人文的、菁英的、低度商業化的想像，這可以從部分抗議居民不願意師大被當成另一個五分埔看出（註5）。 同時，跑單幫與跨國服飾交易帶來了新的消費者與尋找就業、創業機會的年輕人，新的人口，異質的生活方式，考驗著師大這塊文化地理空間是否有吞吐、消化、轉化文化雜質與喧騰的力量。
師大夜市（圖／Flicker）
2012年秋季開學之際，師大周邊餐飲的選擇銳減，夜晚的喧騰變得有節制。五層樓高、粉紅底、黑字的抗爭布條，開始比商家招牌醒目，原本充滿異國料理餐廳的浦城街，近乎淨空，剩下黃底黑字的抗議布條。原本如雨後春筍般在雲和街七十五巷冒出的新興服飾店，一間間的遷出，多間店面被木板封起。然而，即使在多數店家歇業搬離後，以三里民自救會為首的在地團體，卻持續對在地居民、訪客、外來者進行各種文化監控（policing）與驅逐，意圖建構一個純淨化、階級化、排外的師大周邊（註6）。
進行研究的一年間，我剛好見證了師大周邊的抗爭與蕭條。相較於餐飲業者的抗議，服飾業者雖然也加入了師大商圈聯盟的自律黃絲帶、熄燈行動，卻是相對「安靜」的。所謂「安靜」，是指商家表達自我、引起媒體關注程度的低調。相對「大聲」之例，有如一位在師大開業多年的印度餐廳老闆，在台北市議會前脫衣焚燒的舉動（註7）。 另外，在師大路上已有十六年歷史的Live House（音樂展演空間）地下社會，在2012年七月面臨檢舉而決定歇業，吸引近400名獨立音樂人到立法院要求Live House正名，抗議音樂展演空間長期被不合時宜的法規（如小吃店營業執照）所綁，地下社會的集結行動與發聲受到文化部、文化局的回應，也讓社會大眾注意到流行音樂空間自草根生成的必要。僅管地下社會的營業執照問題尚未解決，在師大商圈的文化搏鬥中，它是擲地有聲的（註8）。
多數服飾業者，在面對罰單與客源驟降的壓力，不是靜靜的收了店面，就是務實的尋找新的營業地點。一位在師大有兩家店，開業了三年多的服飾店老闆說：「這裏的人好難搞，書念太多，公務人員，我們做生意的，哪懂得法規法條，我們只有挨打的分。」（2012年5月3日訪談）另一位在師大開業八年，擁有過三間店的老闆，雖然理解商家「自救」的心情與行動，但她認為店家也是得對市場與地方樣貌負責。就在師大夜市過度擴張之前，她也從來沒有心安的時刻，因為「穩定就怕房東」，房東總是認為是他的地點好而想收回或是漲房租，而不是因為店面的經營或是在地的融入，所以「好日子過不久，要找備用的」。（2012年1月18日訪談）
服飾買賣的文化位階
服飾零售業在師大的文化爭奪戰的相對「安靜」，值得我們思考服飾買賣在台灣社會上的（低）文化位階：服飾買賣難道都是商業，而沒有文化？用「五分埔」批評服飾買賣的背後，是否同時抹煞了成衣的各種勞動型態與文化史？再者，風塵僕僕的跨國、跨地服飾採購何嘗不需要靈感、創意與美感的開發，才能在永不停息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
接下來，透過三種意義的韓貨，同時也是不同師大服飾業者的面貌，我想分享對以上問題的一點想法。其實無論是入行新手或是經驗老道的服飾業者，他們的工作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商業文化」，而具備多面向、多重交織的經濟與文化意涵。也許相較於地下社會的獨一性（僅此一家決無分店），服飾業好像可以開在任何地方，對於在地的承諾似乎較低，像許多師大的店在台北市其他地區（如東區、士林、板橋）也有開分店，但店家如何在韓國等異地採購，降低風險，必須配合他們對於師大消費族群、穿搭文化與市場特性的了解，因此他們對在地環境的細微變動其實是敏感的。
一、大眾市場化的韓貨
前幾年讓師大變得有韓國流行感覺的店家，以年輕女性創業者居多（七、八年級），她們開店歷史約在三年內，貨源可能來自五分埔的大盤商，或是自己跑單幫，從韓國東大門市場帶回服飾。雖然市面上有教戰如何分辨「正韓」（韓國設計製造、價格較高，版型、樣式、車工、材質較好）與「韓版」（仿韓國的版型，中國製造，便宜，材質、車工技術較差），但即使是有經驗的業者，也不一定能從材質或是價格上判斷。加上師大夜市以學生與年輕上班族居多，他們多半以最新流行款與便宜價格為考量，所以即使是銷售正韓商品也不見得有優勢。整體而言，店家透過店面裝潢營造特色，在韓國成衣服飾沒有特定知名品牌指標的情況下（註9）， 創造了一種模糊的韓系品牌潮流感。
2011年，大學一畢業就在家人的贊助下在師大開店的小貓 （註10），店面不到三坪，狹長型的空間只能沿著左右兩面牆壁擺放兩排商品，像是洋裝、上班族襯衫、鞋、包、襪與飾品。開店前她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請念設計的朋友幫她打造華麗的水鴨色櫥窗，推門迎面而來的是隻小木馬，夢幻店名的底下，就是以Korean Brand（韓國品牌）為號召。小貓曾在韓貨店裡當過銷售，也喜歡逛韓貨，但自己開店，每月去韓國批貨，有著不同的門檻。
如同文章一開始提及的說法，在師大開服飾店賣韓貨是必然。現代化、全球化的東大門在2000年間成為亞洲最大也最具吸引力的服飾批發市場。這是因為以中小型成衣製造、批發、零售商為主的首爾東大門，自1997韓國金融危機之後，即慢慢整合傳統市場（白天營業）、現代化的批發市場（夜間到凌晨營業），與觀光業零售市場（白天到半夜營業），轉型為外銷為主、二十四小時運作的時尚觀光特區。在近40棟高樓商城中，有三萬多間小型店面，鄰近超過五萬家庭工廠式的製造商，充分發揮地緣與產業群聚效應，達成每天上新款，快速時尚的成衣生產需求（註11）。
礙於貿易與旅遊管制，台灣自70年代開始有跑單幫的歷史，委託行、精品店業者自香港進藥品，自日本帶電子產品與服飾，也從韓國東大門進成衣（媽媽裝）、電毯、與泡菜、人蔘。當時韓國華僑扮演重要的中間人，將永和中興街推到大盤商的位置，萬華、五分埔的中盤商都得向中興街批貨。但2000年之後的東大門成衣批發市場進入到全球市場機制，讓想創業，語言不通，沒有族裔關係的台灣年輕人，能夠花幾晚「機加酒」的旅費，便快速適應東大門的批發流程。
然而，這只是理想的狀態，東大門成衣批發市場的方便、規模，與商品種類讓剛入門的台灣批發創業者感到無限商機，目不暇給，但如果沒有充分掌握自己店面的路線和所處的市場，很容易迷失，在回台之後面臨撞衫或滯貨的危機。在師大開業約三年的女王，在花了半年時間，去了東大門四次之後，才知道要帶什麼貨來營造自己店面的特色，而不是見什麼熱賣就批什麼。如同小貓，女王花了很多心思營造自己店家的裝潢，彩色牆磚自己動手貼，地上埋入馬賽克小碎磚，外牆漆上粉紅色。由於位在師大夜市對面的一條沒有其他任何服飾店的巷弄，女王的店別出心裁，即使如此，她時常面臨默默下修價格與貨跑不快的壓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她還在摸索周邊客源的購衣與穿衣傾向。「我只能說，師大普遍不太打扮，她一來會不知道怎麼穿，普遍沒自信，東區妳一看行頭，這件衣服一買就知道回去要怎麼用，師大的可能要摸索幾個季之後才知道怎麼穿。」（2012年1月20日訪談）
開在滿是新服飾店的泰順街38巷，小貓則很快就修正到批貨要挑符合學生或上班族OL的品味。即使她欣賞韓國前衛的設計，卻必須回應客戶安全的挑衣原則，例如總是選擇中規中矩的顏色，或甚至是要求跟櫥窗模特一模一樣的搭配。太新穎的款式—她舉出一件襯衫款接雪紡紗材質透明長裙，前開衩，若隱若現的露出連身短褲—反而台灣人不敢穿。
唸電影出身的米導，深知拍電影是個「燒錢」的熱忱，加上家裡的經濟需求，從學生時期就從五分埔批「韓組」在樂華夜市擺攤。2009年在師大開了第一間店之後，她開始每月去韓國批貨。米導重視培訓員工，要求員工上韓國購物網站，研究服飾趨勢，務必看懂最新設計，才不會天馬行空的批貨。好幾回我去店裡找米導，都碰到韓國行前的她，焦頭爛額的批閱員工交上來的作業。三天兩夜的首爾批貨行程非常緊湊，不但挑戰生理時鐘，更得培養一種現場節奏感與執行力。曾經有朋友參觀她批貨，卻完全處於狀況外。米導激動地說：「我在工作妳在玩，那是不一樣的…我跟店家說2-2-2（註12）， 妳還在問我這件要嗎？」（2012年5月22日訪談）米導認為韓貨流行是因為剪裁、車工、與布料，加上市場規模而吸引大批買家，「也不是韓國東西是主流，是你賣什麼就是主流耶！」對於韓國，她沒有任何憧憬，「就是一個批貨點而已，跟大陸一樣，韓貨總有一天不流行。」
面對住戶的抗議，韓貨在師大的確失去號召了。小貓開店不到一年，因為無法負荷市府罰單（在六米以下巷弄內開店）而在2012年的二月歇業。米導的師大店於2012年的六月歇業，目前以板橋與府中店為經營重心。女王的店在與市政府交涉一段時間之後，斷斷續續的營業，但女王似乎也已將店交棒出去。
二、提供個性店家反思定位的韓貨
其實一些選擇在師大創業的服飾店家，原本是被師大巷弄的小店個性風，而非滾滾商機所吸引。她們對於服裝的熱愛大於賺錢，對設計、搭配、裁縫、手作、雜貨、創作多有涉略。她們如果向海外批發市場尋求貨源，往往是循著主觀意見挖寶，而非迎合主流市場。實踐服裝系畢業的陳阿姨，二十年前曾在台商服裝公司擔任設計，每周台灣、大陸兩邊跑，十年前因為考量方便照顧小孩，她在師大巷弄內開了一間以東京商品為號召的店，固定從東京、香港採貨。初進到陳阿姨店的人可能會覺得她是一個有距離的人，個頭嬌小的她通常都低頭在一張裁縫桌後工作，而非熱情招呼客人。尋找便宜、大眾口味服飾的年輕人可能很快在看了定價（約台幣2000元～5000元）後就打退堂鼓。但陳阿姨其實樂在玩衣服、玩穿搭，店裏有一面牆，展視了她定期更換的服飾剪貼。對於全球時尚趨勢熟悉的她，可以很快告訴妳某個正在流行的樣式其實是出自幾季之前某位設計師的布料，也可以教妳從技術面，例如針數上，來判斷不同產地所做出的衣服品質。當陳阿姨的店被高調、快速時尚的韓流服飾包圍，她也進了一些韓國衣服，但店的風格依然低調、緩慢，彷彿在等待志同道合，敢玩穿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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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陳阿姨，羅蜜小姐的兩位合夥人—羅拉與蜜雪—在師大夜市還沒有服飾店、房屋仲介，與滿街的霓虹燈的2000年初就在師大擺攤，賣著自己手做的峇里島風長裙。2002年，羅蜜小姐在泰順街的巷弄內正式開店，由於限量的手工服難以支撐一個店，羅拉與蜜雪開始前往東京、大阪批貨，她們的店以樸素、可愛、舒服的少女、鄉村、復古風格的服飾與雜貨小物為主，牆上大幅的奈良美智少女畫呼應著羅蜜小姐主人與顧客的個性。透過寄賣與小型展覽，羅蜜小姐更成了串起ＤＩＹ服飾與獨立藝術創作人的重要連結點。
羅拉與蜜雪有默契要不斷創新，週遭環境的風吹草動，促使她們不斷去反思和實踐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首先，面對韓貨興起，羅拉與蜜雪掙扎了許久才決定前往韓國批貨，她們感到週遭的韓貨同質性過高，也不符合羅蜜小姐的風格，後來，在韓幣貶值與日幣升值的情況下，兩位老闆終於親自前往首爾東大門，意外的發現質感、風格符合羅蜜小姐期待的服飾。
我與羅蜜小姐相交至少十年，當她們開始進韓貨時，羅拉有一回說我無論怎麼試衣，似乎總是試到日貨。我沒有刻意只挑日貨，或不試韓貨。回頭想，是被自己的習慣定型了，也是當時還不識韓貨。羅拉說日韓服式的分辨，很主觀，但也無法假設日貨的材質與品管一定略勝一籌。開始進韓貨之後，她意識到韓國在材質與款式上的大膽開發，與日貨相對而言的停滯，韓國的剪裁多樣，擅長展現年輕女孩的身體魅力，日貨雖可襯托女孩的氣質，但時常會有少女歐巴桑分不清楚的狀況。有了日韓的參照，羅蜜小姐可以說是更確認自己的風格，特別是與客人的長期交往；儘管韓貨當道，羅蜜小姐自始自終不追暢銷款，走自己的路。
2008與2010年間，她們在離羅蜜小姐兩分鐘腳程的巷弄開了一間咖啡雜貨店和手作集結店，此舉看似開分店與擴大營業，實際上是為了應變房東將羅蜜小姐空間隔小，出租給其他服飾店家的危機。新開的兩間店定位獨立，雜貨咖啡店時有展覽，手作集結店有各路手創人的作品，包含羅拉婆婆的洋裝和父親的Ｔ恤圖樣創作。羅拉和蜜雪以及幾位員工依然親自打理，曾經有人找上她們想把店品牌化、文創化，但她們並不認同那種看似精品化，實則是複製的經營模式。羅拉與蜜雪各自有小孩與家庭，除了接洽插畫家、DIY手創工作者之外，她們還是定期出國帶貨，回國後馬不停蹄的上架、顧店，我時常聽聞她們誤餐，腸胃不適。羅拉說「不顧店又很不踏實。我如果不顧店，我會因為沒有跟顧客接觸而不知道如何挑衣服，那隨著時間這個店要怎麼走呢？我覺得顧店才會安心。」（2012年1月18日訪談）羅拉笑說羅蜜小姐的客人與店員時常分不清處，熟客也會招呼客人，幫忙上新貨和買餐點。羅拉與蜜雪和客人互動頻繁，長期交往，店內的布告欄角落、談天試衣間外、和店的臉書，都可以聽聞親密人生片刻─結婚、懷孕、小孩、旅遊等事─的分享。
雜貨咖啡店與手作集結店的時期雖然短暫，但羅拉用「美呆了」跟「很過癮了」形容那段經歷。熟客讓羅拉與蜜雪確認自己的步調，也在下一波危機降臨前─也就是師大服飾店擴張、居民大規模抗議（粉紅底黑字抗議布條就掛在羅蜜小姐巷弄內的五層樓公寓牆面）、和房東切割空間（總共隔了五個空間，甚至連冷氣主機的擺設空間也可以出租）─比其他店家早一步找到新的拓點和經營靈感，新的店不在師大，也沒有群聚的服飾店，羅拉和蜜雪從頭開始，彷彿回到十幾年前開疆闢土的階段。她們雖然能理解師大服飾店家的自救行動，但多年來的在地經營依然無法讓她們有歸屬或是穩定感。「我只能說，她們（師大爭取自救的年輕新店家）真的辛苦了，一個地方怎麼演變不用刻意挽留，有時被環境所逼也是好事。」
如今，羅蜜小姐雖然換了位置，但還在師大。我慶幸可以在孕期不適時在她們的酒紅色沙發上歇著，有一搭沒一搭的跟蜜雪聊天，也慶幸可以在寶寶出生前，挖到幾件手作嬰兒包屁連身衣。
三、跨三地開發的韓貨
粗略的來說，第一類型的店家比二類型的店家晚進入到師大商圈，但規模上，兩者皆屬於小型創業者，他們與韓國批發店的往來多半僅止於採購，即使有進一步的接觸，例如米導曾經請韓國店家打版製作，但也是少量的交易。第三類的店家規模與訂單較大，他們把韓國業者當作是合作與競爭的對象，不迷信韓國、或任何一地的供貨市場，積極的介入跨地韓系流行服飾的開發。
SIKI在師大有兩間店，每周我造訪，他們都上了非常多的新款，標榜簡約時尚，融合韓系的流行質感，價格範圍從250元的低價到4000元的單品都有。老闆虎哥、虎嫂來自宜蘭，創業四年多。虎哥是東大門的熟客，每一兩個月就會去韓國找固定的廠商談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的合作，款式可多達150-200款，一款下單就從100件起跳。虎哥欣賞東大門廠商的設計變化、生產速度，對於東大門舒服便利的批貨環境讚不絕口。但即使韓國廠商的配合度高，虎哥並不乾等韓國的現貨，面對台灣已然空洞化的成衣產業，他採取彈性、區域化的策略面對。
不同於小型店家，出國跑單幫的單一目地性（採購），虎哥除了跑東大門，也跑中國虎門、泰國等成衣批發重鎮。或許對於某些採購人員來說，跳過五分埔、跳過東大門，直接到東莞虎門的成衣批發市場補貨是更經濟的路，畢竟韓國業者也在中國生產，正韓的生產履歷無法保證。但對虎哥來說，創新、便宜的成衣設計源頭從來不是一個更具競爭力的定點市場（註13）， 而是在跨地移動的產業接洽中產生。
在SIKI龍泉街店面的倉庫兼辦公室，虎哥拿了塊匯集各種花色的布樣本給我看，那是他自己從韓國、中國等地去找的布料。如同很多台灣業者，他發現韓國成衣的多樣性部分來自紡織技術的創新，無論是花色種類還是布料的觸感。而每進入一個成衣市場，除了補貨，他也捕捉創新的元素，與虎嫂開發新款，再與台商工廠接洽生產。「我們都不是設計師，我們（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喜歡衣服的某個元素，試圖運用。例如拼接，我們真的是拼接，可能這件素Ｔ很好看，這邊加個口袋，我們就喜歡口袋這個元素，換成蕾絲或是網狀，然後配色上用撞色。」（2012年5月3日訪談）
虎哥並不掩飾他會在各地購買高價、品牌服飾，研究它們的元素與版型，再用較為便宜的布料，甚至是同一塊布料，抽換一個元素，委託大陸的台商工廠打版生產再寄回台灣。他不認為自己在做創意品牌或自創設計，他的接頭是工廠，對於布料的知識也是從一次又一次的試做失敗中獲得。例如他會測試工廠寄回的樣衣及商品是否耐洗、耐拉扯，也會追究褪色與材質之間的關係。虎哥從成衣製造的本質，跟已然區域化、跨地化的產業過程去達成推陳出新、不易撞衫的目標，這個方式讓他不依賴或迷信韓貨，也在開發產品的過程中無意間刺激萎縮已久的生產與設計環節。
跨國批貨、在地賣衣、跨地製衣、日常穿搭的連帶
無論是跑單幫還是像虎哥這樣的大盤商，多數前往韓國批貨的台灣店家都會在採購、銷售過程中發現台灣成衣設計、產業與穿衣文化的諸多盲點。例如，學院派、創意市集的設計者過度重視圖樣（logo）的創意，而忽視其他定義的創新，如剪裁、配色、布料運用。首爾市政府與韓國服裝協會雖然在U:US商場設置東大門出口支援中心，服裝設計圖書館，並定期舉辦展銷會，邀請海外買家參觀新秀的設計；但真正創造每週的新款與快速時尚不是大學服裝設計科系的畢業生，而是批發市場中無數的小店家。他們許多不是服裝設計科班出身，而是因為進入了成衣製造加工的某個環節，例如是專門做西裝褲口袋的，進而透過市場開發新產品（註14）。
有不少台灣零售業者試過自行打版，與台灣的布料商、工廠合作，但除了相對高成本之外，業者與消費者因為長期接觸韓國多樣的布料與觸感，已經產生了不同的期待，對台灣有限的花色跟向來「粗勇耐操觸感」的布料多少感到失望。再來，台灣社會對於日常打扮、美感培養的不要求、不鼓勵，也在無形中降低對於在地產業創新的壓力。一位採購日、韓童裝，在師大經營八年的精品店老闆就指出：「台灣的衣服領口明顯偏大，因為台灣的媽媽習慣買大一兩號。台灣的小孩普遍穿衣有一點邋遢，像套布袋，我自己的觀察。韓國穿一件就夠，套一件合身的，這種天氣就是一件背心出門，晚上套件外套，所以我真的不能理解台灣人對小孩的搭配，領口稍微大就會看到裏面衛生衣的毛球。在日本與韓國穿的很俐落是很正常的。」（2012年1月18日訪談）身為一個小男孩的母親，我特別有感觸，美感的區辨是日常的，這可以反映在我跟母親替小孩選購衣服的差異，也可以發生在每天與小孩的對話中，例如：「你明天想穿什麼呢？」即使三歲小孩也已經有偏好的穿搭、色彩與布料觸感。
成衣零售業在師大的（低）文化位階與弱連結，與台灣成衣產業無法看到彼此的歷史與連動有很深的關係。短短幾年內，韓系流行服飾在師大的竄起與消失，從現在的時間點看，似乎沒有替師大這個地方留下什麼，例如說建立某種集體意識，或是開發文化生產的契機。新手創業者有敏銳的時尚嗅覺，但多數都是單打獨鬥的繳學費（吃悶虧），無暇細究東大門市場的發展與產業面向。再加上房仲造成的惡性空間競爭，某些抗議居民又對於流行服飾的文化嗤之以鼻，有經驗與風格的服飾店家也無暇聯手合作、交換，甚至轉化經驗。
台灣成衣生產的確沒有東大門市場的產業群聚條件，但這不僅是因為成衣批發市場（如五分埔）、布市（如萬華的永樂布市）、還有研發單位等（如服裝設計專門科系、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之間的距離，還有台灣製造業外移，成衣業長久遵循的出口政策，逐全球配額而居等政治因素（註15）。 東大門的群聚效應有其複雜的歷史與運動過程（註16）， 我在東大門市場的感受不僅是光鮮亮麗、逛不完的零售與批發商場，還有支持成衣產業各環節的交易與生產力，像是東大門綜合市場內的布市、服裝輔料供應、還有各種公/工會（註17）。 商場大樓外，東大門巷子內，可以循著車衣聲、空調找到正在趕工的無名小型製造工廠，製衣工人長期參與、影響韓國的民主與工人運動，其中重要的精神指標，1970年自焚身亡的青年全泰壹（Chun Tae-Il）對於工人意識的體悟，便是從東大門的血汗製衣廠而來（註18）。 如今，韓國家庭式工廠相當仰賴國際移工，所以東大門市場是個充滿複雜勞動過程與矛盾利益的地方，絕非由官方規劃成的特區。
韓貨來了，韓貨走了。難道，只是剛好是韓貨？但挾著韓式快速時尚的速度，它來去這一遭所留下的更是全球地理空間的壓縮與流動意識，還有文化生產空間的期許。韓國學者申鉉準在研究弘益大學附近的獨立音樂場景與文化生產時，曾指出：雖然弘大不能算是生產了有如西雅圖聲音，或是布里斯托聲音等這般獨特的樂團聲音，但是弘大區域提供了一個方便傳播網絡、資訊交流，與創意合作的彈性空間（註19）。 如今，許多小店、老店都離開師大了，人們不再能從造訪這個地方感到當中的自由生活能量，如果它的未來是由官方文創單位所策劃，以及居民監控，而沒有回應社區當中的異質慾望，那很遺憾的，師大商圈的文化潛能，恐怕也會逐漸遞減。
註1 網拍世界裏，「日貨連線」、「韓國連線」是很特定的商業行為，意味著跨國的經濟連結，買家透過在日本、韓國的代購人員，在特定與有限的時間內，在網路上下單正港的流行商品。雖然有些師大的店家也從事此種限時網拍，但多數與韓國的流行連線並非同步、即時性的。
註2 不可否認，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店員，的確有不少美眉可以分辨師大夜市賣的服飾為日系還是韓風，譬如說有店員與消費者用「大量蕾絲、雪紡紗材質、粉彩、公主袖、高腰裙」等方式形容韓風，但是這些剪裁、顏色、布料上的趨勢，其實並不是當季韓國時尚獨有的，韓國的平價時尚多半參考歐美的服裝走向，加上有品牌的韓國服飾鮮少出現在平價的夜市商圈，基本上韓系、韓風時尚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指稱。
註3 Jaide Bai。（2012）。〈【觀察】師大怎麼了—老店未死，是被排擠〉，《還我優質師大生活圈》。2012年1月9日。http://shidaarea.pixnet.net/blog/post/12461525。（2012年1月13日瀏覽）。
註4 研究計畫「透過韓國感知亞洲：流行服飾中女孩主體的跨在地生產」，由國科會補助，編號（100-2410-H-003-070）。
註5 三里民自救會在好幾篇部落格文章批評師大的「五分埔化」，甚至攻擊「打扮新潮的青澀少女」。請見以下兩篇部落文：？。（2012）。〈巷弄文化？〉《師大三里民自救會》。2012年2月26日。http://shidahood.pixnet.net/blog/post/17225217。（2012年2月27日瀏覽）。？。（2012）。〈李慶元議員是在跟誰賭氣啊〉。《師大三里民自救會》。2012年5月30日。http://shidahood.pixnet.net/blog/post/28647385。（2012年6月2日瀏覽）。
註6 請參考《師大三里民自救會》部落格：http://shidahood.pixnet.net/blog。
註7 陳璟民。（2012）。〈師大商區開罰 業者議會前燒衣抗議〉。《自由時報》。2012年4月10日。
註8 許純鳳。（2012）。〈音樂人挺身 捍衛地下社會〉。《立報》。2012年7月9日。何東洪。（2012）。〈針對新新聞1329期《「地下社會」是在演哪一齣？》的回應〉。《個人臉書》。2012年8月28日。
註9 這裡指的品牌是以設計者，韓國東大門特有的快速時尚製造過程，每個店鋪有經驗的業者都是開發者，但是並不是精品服飾市場定義的品牌。
註10 本文的受訪者全部以匿名出現。
註11 有關韓國快速時尚的文獻可參考Choo, Ho-Jung, Ji-Wook Jung and Ihn Hee Chung. (2009).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in Dongdaemun Fashion Market: Relationship Quality Model.”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13 (4): 481-500. Azuma, Nobukaza. (2002). “Pronto Mode Tokyo Style—Emergence of Collection-Free Street Fashion in Tokyo and Seoul-Tokyo Fashion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30(3): 137-144.
註12 東大門成衣批發市場並不做散客、遊客生意，店家們也可以輕易的辨識出批客與遊客的差別，在購買程序上，東大門批發市場經常有量的規定，例如帶褲子、鞋子就要帶全尺碼，而且每個尺碼要帶到兩件。2-2-2的意思就是每款或每色各兩件的意思。
註13 台商眾多的東莞虎門是東大門之外的另一個亞洲成衣批發重鎮。見胡釗維。（2008）〈亞洲五分埔：一年賣出三億件衣服〉。《商業週刊》。1082期。70-74頁。
註14 這點也獲得韓國首爾大學服裝紡織系教授Choo Ho-Jung與韓國放送通信大學校（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家政系Kwon Yoo-Jin教授的印證。由於學校性質的差異，這兩位教授剛好接觸了截然不同背景、但同時對服裝設計、紡織、時尚領域有興趣的學生。Choo在首爾大學的畢業生並不認同東大門的時尚地位，也不會積極的想要在東大門發展事業。而Kwon的學生多數為非傳統學生，有豐富的裁縫與成衣產業實務經驗。（2012年4月26日訪談）。
註15 賀照緹。（2009）。《穿在中途島，第二集：洋裝》。紀錄片DVD。台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註16 請見Yun, Jieheerah. (2011). Becoming Like the World: Korean Articulation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Global Zones, 1987-Present.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註17 作者在首爾東大門的田野調查受到聖公會大學教授申鉉準、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生盧開朗的大力幫忙，在此一併致謝。
註18 Cho Young-rae. (2004). A Single Spark: The Biography of Chun Tae-Il. Translated by Chun Soon-ok. Seoul: Dolbegae Publishers. 补敏那（2010）。鐵絲網上的薔薇–八位韓國工運婦女的故事。勞動力 基層大學合譯自英文版Birth of Resistance。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註19 Shin, Hyunjoon. (2011). “The Success of Hopelessness: The Evolution of Korean Indie Music.” Perfect Beat 12(2): 147-165.
Eva Tsai
過去是無意識的工作狂，兩個孩子的來臨解構了我對於現實的所有假設。也帶來了機會學習，休息，生活，嘗試，專心，讓空氣流通，成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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