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是冬日晴暖的週末，但在台北市，卻有超過萬名的勞工走上街頭，佔領忠孝西路，在夜幕低垂時，更分進合擊，癱瘓交通，企圖給予政府在修正《勞基法》時更多的壓力。
在這場修法的辯論中，關於民進黨如何被背叛勞工，或是新版《勞基法》的諸多不合理之處，現已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在此就不多贅述。我想特別討論的是，「直播」這項科技，如何介入社會運動，甚至影響到新聞產製。
記得在大學時，老師在新聞史的課堂上，講述老一輩的記者在跑新聞時，必準備「零錢」，在重大新聞發生時，可以在第一時間搶到公共電話，然後將最新的進展報回報社。真要是重大消息，報社可以出「號外」。在我大學時，智慧型手機仍未普及，也很難想像要搶公共電話的新聞工作。
隨著新聞系的課程，我開始了解「速度」是新聞工作的關鍵，例如SNG車的出現，就大幅加速了電視新聞的產製流程。一直到智慧型手機與網路大量普及後，網路即時新聞也開始成為主流。然而，在追求速度至上的過程中，大量的即時新聞也引來了淺薄，無法深化的批評。
儘管對於速度的要求不斷提高，至少媒體仍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在形塑新聞的過程，仍可決定事件的框架、角度。從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看，運動者必然希望在媒體的傳播過程中，擴大訴求的傳散，進而號召更多民眾的支持。只是，許多人可能沒意識到，現場媒體對於社會運動而言，也能提供某種程度的保護，我指的是人身安全的保護。
舉我親身的例子，2014年3月23日的行政院，太陽花學運的部分群眾，攻進行政院，當群眾突圍到行政院的大廳後，便就地靜坐呼口號。由於事情發生的突然，許多媒體仍未趕到。
手持盾牌與警棍的鎮暴警察，已經列隊，前後包圍民眾，準備清場。此時，現場的總指揮，開始呼籲外圍的群眾，讓出通道給記者，讓記者進去大廳。在那肅殺的氣氛中，記者的目擊與報導，是保護每一位參與民眾的最佳武器。因為報導，警察不敢輕舉妄動，那一聲又一聲的「讓記者進去！」，著實讓我印象深刻。
從2014到2017年，短短三年，傳播科技物換星移，智慧型手機更加普及，網路速度也不斷提升。在基礎建設完備後，「直播」成為每位民眾都可以近用的科技。而這，勢必也會對於社會運動帶來不小的影響。
場景回到在台北車站周遭的《勞基法》抗議場合，我看到不僅是主流媒體的直播，也包括「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等不同的NGO、律師、學生，透過直播、影片、照片、文字，記錄現場的動向、傳遞資訊、發表評論。這對於提前回家的我，仍可以遠距，近乎第一手地了解現場所發生的事。當然，更重要的，是透過記錄、直擊，防堵國家的暴力發生。
有趣的是，儘管在網路可以找到各種關於現場的直播，但我打開電視新聞，除了民視，幾乎不見主流媒體有更多的跟進報導。可見在傳播科技的推波助瀾下，未來的「邊緣」議題，將可以更輕易突破主流媒體的議題框架，讓民眾能接觸更多第一手的資訊，進而能更趨近真實。
只是，身為新聞系的學生，也不禁憂心，當傳播科技的近用的門檻逐漸降低時，記者的優勢究竟在哪裡？至少，在今晚的社運場合中，我並未見到主流媒體在直播時能展現哪些專業。在直播時代的媒體定位，直播又將如何影響社會運動，將會是一個有趣的競合 。
劉嘉偉
對任何小事都充滿好奇心，
曾待過英文報紙，誤闖金融業，
目前隱身在國際環保組織的媒體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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