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維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因傳播科技與傳播生產基本規則產生諸多變化，傳統傳播教育及傳播理論，與社會需求及產業實際狀況產生無可忽略之落差，傳播相關科系所亦因此面臨許多現實挑戰。而面對此一挑戰，近年台灣傳播科系所對個別新傳播科技技術課程趨之若鶩，並越來越強調學生未來工作技能需求，但對於新傳播技能的想像過度偏重技術化，課程緊密追隨個別科技與科技技術發展，卻缺乏面對新傳播科技生態時，整體傳播教育想像和完整傳播人才培育之思考，致使台灣傳播系所課程與教育面貌越來越破碎零碎，對於傳播學生的教育與能力培養，更為禍福難料。
當今傳播教育變革衍生的問題
新聞傳播系所對於數位與網絡化相關變化，在教育上最主要的因應是開設更多新傳播科技技術課程，以讓學生獲得較新的傳播科技技術，而這些相應的變化雖然使傳播教育可以較快跟上科技與產業發展腳步，但卻也衍生了若干問題，並造成傳播教育的危機與隱憂。
首先，是課程不斷追逐個別新科技技術或新數據工具，傳播教育逐漸破碎化與瑣碎化，當代傳播教育的目標與整體圖像碎裂且與出現意涵不清，傳播教育的整合性需求出現，關於新傳播教育的目標為何？是否應有較清晰明確的教育體系與教育架構？必須被開始討論、擘劃、與想像，而整合與專精之間的取捨亦需要達到一定之平衡。
第二是當前傳播教育變革偏向科技與技術導向，使得傳播做為一意義生產的工作，其最重要的人文社會基礎，在傳播教育市場上開始飽受侵蝕。我們要警惕「技術決定論」的誇大，一種圍繞「新技術至上」的趨勢與想法。大部分對於傳播教育之討論同意人文社會基礎與人文素養是傳播最重要基石，從過往到現在，傳播教育不變的價值一直是人文、文化與社會，此乃因傳播是一意義生產工作，無法與社會和文化切割，也因此傳播教育除科技技術能力外，一定基礎的人文社會素養才是生產優質傳播內容之保證，也是傳播專業工作能否長久之關鍵。故「技術及科技」是內容傳遞的工具，雖然不同科技有不同傳播模式，並對內容呈現特質及內涵有所影響，但傳播內容的產製仍舊是非常「寫作以及意義導向」的，不論呈現方式是聲音、文字、影像、或圖片，內容享有一些共有的意義特質，這些特質基礎都來自人文社會素養。
但科技與傳播教育變革使得傳播學生的學習興趣導向更為實務及技術取向，社會人文基礎及相關課程被放在課程市場中與實務/技術/市場導向的課程競爭，並在學生的現實考量下，日益被忽略並邊緣化，技術與人文社會素養並重的傳播教育之完整性受到動搖威脅。而此一因應科技發展產生的對實務技術的追求以及對職業市場的過度妥協，也可能降低傳播教育水準及學生素質，專業訓練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似逐步壓倒代表人文通識教育之世界觀與認識論。且過度朝向技術性訓練發展之結果，使傳播科系學生雖然較容易找到工作，但卻無法培育足夠的創造力和批判思考能力，可能致使其長期競爭力薄弱。
第三，對於傳播教育變革過度偏向技術訓練，過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讓實務或技術性質課程知識化及理論化，或以理論建構方式組合教學內容，使其具有知識內涵，好達到實務技術訓練與理論平衡的理想傳播教育模式。例如傳播課程中技術強調反映跨/多媒體能力，但不代表學科知識訓練應該因此模糊化，然而最終問題仍在於，即使實務或技術課程嘗試進行知識化及理論化，其方向仍與學術研究訓練的終極目標多以社會文化意義價值為主要旨趣者有所不同。
該如何面對問題？
一、應解決目前傳播教育變革，課程追逐個別科技技術發展，導致傳播教育破碎化、零碎化問題，傳播教育不僅回應傳播科技變革，也需要對整體的新傳播生態環境有一系統化及總體性之理解，因此，需描繪建構新傳播生態圖譜，好據以釐清新生態特質所對應的傳播社會實踐能力，使傳播教育能掌握新傳播生態精神與本質哲學，而非僅追求新傳播技術技能。同樣的，目前新傳播教育或新傳播研究對傳播科技之探究偏好微觀取向，較缺乏整體鉅觀性描繪探究，因此未來也應從探討微觀傳播模式，逐漸擴大至考慮整體傳播內涵、認識論、甚至世界觀，並進一步建構傳播生態體系之理解。而探究建構新數位網絡傳播帶來的新傳播生態體系，包括新傳播生產方式與特質、新傳播本質、新傳播環境對社會、文化、政治甚至經濟的影響等，如此，才能掌握整體趨勢而非僅追隨個別科技/技術、並能關注傳播內涵與本質變化，也才能逐步釐清傳播及傳播工作涉及的知識本質，並為傳播教育找到更清楚的定位與方向。
二、將對學生的訓練從僅是技術面向，提升至網際網路與新傳播資訊科技需要的新社會實踐、記憶、策略與傾向。因每一種傳媒均隱含其獨特的認識論與世界觀，因此，新傳播所謂的「新」，不單只是相對於印刷媒體要求「讀、寫」或電子媒體需要的「聽、看」等基本傳統素養，而是廣泛指涉在巨觀歷史變遷下，社會實踐活動所需具備的知識、態度、技能與反思等全面性的能力。因此新科技、新素養所意謂的「新」，並非僅是由時間差異或科技差異所定義，而更泛指在科技與相關社會文化的時代變遷下，對我們做事的方式、存有的方式，以及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的整體改變，這也讓我們認知到傳播教育變革若僅是對新傳播科技技術之學習，將遠遠不足。舉例來說，新舊傳播文化之差異、新舊傳播專業意理之差距，以及新環境對傳播工作者之素養已開始浮現不同需求，過往大眾傳媒工作者可獨佔或寡佔社會真實詮釋權，現今數位網絡環境的傳播工作者則需高度多元競爭社會真實詮釋權，傳播工作者生產傳播內容的態度、素養、與價值觀，均需相應改變。也因此，技術僅是工具，我們應試圖將價值觀納入至數位化面向上，技術的理想使用是要教育個別工作者，使其不僅具備技術部署的能力，也需要看到新技術的精神與價值觀。
三、除如前述所提及，建構對整體新傳播環境有一系統性理解之傳播生態圖像外，亦需建立符合當今科技生態圖像的傳播核心知識，做為傳播教育的引導與基礎，如此也可解決現今傳播新課程僅偏重技術訓練，無法提升傳播教育知識層次之問題。傳播教育需要建立知識核心，傳播教育核心課程不可少，如此才能培養全面、有方向感的學生。另外，嘗試提出核心傳播理論，藉此幫助瞭解整體傳播現象，不至於因個別傳播理論的零碎，而產生見樹不見林的狀況。所以，要在數位網絡新生態環境下重新思考傳播教育，或也需建構符合當今生態環境的傳播核心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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