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東走太平洋，或者往西走大西洋，古巴距離亞洲都很遠。不過，在亞洲，歷經人事滄桑，仍有不少國家與古巴的政治關係，至今未曾改變。

走過一年後，戲有下檔的時候。植劇場留下什麼？特別對於瀕臨創作人才、觀眾大量流失的電視圈，植劇場的經驗特殊嗎？以一個最近重拾看電視樂趣的觀眾角度來說，我注意到的反倒不是個別內容的特殊性，而是制度上的特殊性。

在世大運成功閉幕、及台灣英雄慶祝遊行的激情後，該如何看待運動與政治的關係？棒球迷「好想贏」的韓國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不管是專賣內幕書籍的「銅鑼灣書店」、收視十年最高的《人民的名義》，或是每日數十萬中國網民翻牆觀看的「郭文貴直播」，都反映中國的貪腐問題，已經是中國的核心問題。

客家、原民與台語電視頻道的打造，效果不會產生巴別塔的隱喻；不但不會，更正面的願景，並且更能號召努力的目標，是要國人在輕鬆當中，得到較多的機會，接觸因陌生而增添趣味乃至於益智的經驗。

「假創業真外包」雖然是毒蘋果，新聞工作者卻不能閉口不談新聞產業的變局。

豬哥亮一生起起落落、精彩萬分，留下的作品是台灣娛樂文化的重要印記。像他這樣從泥土鑽出來的主持人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以致能輕易地掌握觀眾的心理與需求，也讓過去以歌星為主體的秀場有了改變，主持人不再只是串場角色，反而成了節目的主角、主秀，甚至是粉絲追逐的巨星，黑幫手中的搖錢樹。

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多年，但文創核心的「非典型勞動」創作者與從業人員，仍是長工時低收入、哀嚎遍野。在美國紐約，同樣是非典勞動的自由接案工作者，將在五月中迎來一次勞動權的重要勝利，正能讓我們借來「反觀台灣」。

我先說，我不喜歡谷阿莫。更準確地說，我不喜歡他的影評影片。不過最近他被片商提告的事情發生之後，我連他本人也不喜歡了。

勞動部25日討論報業同業公會（資方）提出的罕見特例，希望將奧運等國外採訪納入「責任制」。若把特例當通例，逼著記者在各種出國採訪時都得長期緊繃拼命，那麼無異要記者們每天都「用生命護球」。把所有的新聞工作都看成責任制，長期來說也將戕害記者的身心健康、拉低媒體的報導品質，因此勞動主管機關應該要慎重審核。

《勞動之王》是台灣電視半世紀多以來，第一部宣示勞動意識的電視劇。劇中許多上班族在強調「吃苦就是吃補」的職場文化中過勞，而照章行事的政府機關往往無法落實法規，因此勞工必須透過抗爭發聲，才能爭取到應有權益。雖然尚有進步空間，《勞動之王》仍在主題上跨出一大步，將我們多數人面對的壓迫日常與就地抗爭的可能，拍成大眾形式的偶像劇。

台灣電視文獻中，劉真並非檯面人物，但在師範大學圖書館對面的舊址大門正面 (façade) 保留，可以說是最雅緻的劉真努力代表。劉真在2012年逝世，活了99歲，應該也看到了公共電視成立與公共化運動對華視的改革。歷史回顧供我們嘆息也讓我們珍惜，保留這些不簡單的歷史成就，周知當代青年，就是一個務實作法。

去年九月，文化部長鄭麗君在「行政院文化會報」提報，宣告要整合資源，綢繆「公共廣播電視集團」（Taiwan Broadcasting System, TBS）的未來。上周末（3/25），「二○一七年全國文化會議」的分區論壇登場，就從屏東開始。那麼，預定九月要召開的大會，政府是不是會隆重宣布要由TBS克服艱難，執行使命、推動「文化航空母艦」的雄圖大業？若是沒有合理進境，必有緣故，信手列舉四端。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電視兒童」，所以《寒流》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收視經驗，充滿了邪惡本質的誇大，與毒辣的劇情，還有神奇的反共之師正義之舉。聯播時代，頭尾還會放三分鐘的軍歌欣賞，或者是愛國歌曲、國民生活禮儀教唱；我還學了不少歌曲，可見教化力量之大。當年的聯播時代，強迫收視、視聽規模、集中效果，都堪稱是傳播利器。

本文以中國廣播公司做為連結，從三本書（三個人）談起台灣公共廣播電視制度。如果當時民主當道，崔小萍、顧正秋、李荊蓀等人都應該是台灣公共廣電制度可以發揚的文化表徵與資產。希望透過歷史檢視，肯定我們作為亞太華人民主國，本來就有的文化潛能，以致過去雖已逝，但是相信來者還可追。

近年台灣社會中充斥各種扮裝活動，而這些活動，通常也就只是扮裝、娛樂一下。新竹光復中學學生扮裝納粹軍團引起軒然大波，除了歷史、正義與人權概念的認知不足，也反應台灣社會美學涵養不足的問題。這起事件背後有太多問題需要檢討，誰都可以指責他們，就是政府不該。教育難道不是政府的事情？讓他們擴大影響力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求（那只會要求別人的）政府，趕緊在教育和文化、傳播政策上做出改善。否則，納粹扮裝事件，絕對不會是第一件。

《我與廣播電視》翁炳榮回憶錄、《電視與傳播》兩本書，看到臺灣廣電史，制度沿革的變遷榮枯，轉折的關鍵時代與關鍵人物。民主深化有自由，威權消逝真象出，有圖有見證，感恩重新認清臺灣廣電之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