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行動｜以行動的文化標誌台灣的驕傲

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世界各地的青年，以堅定、持續的集體力量，干預、改變著他們各自國家裡的政治問題，甚至推翻長期專政的獨裁者。從北非的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到中東的葉門、巴林、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到中國各地，「茉莉花革命」的效果仍在發酵或延燒；從去年底英國與義大利學生反高學費政策的激烈抗爭，到今春美國的威斯康辛州，成千上萬的地方政府雇員、工會成員、與停課的教師學生，於州議會前進行持續的示威，抗議該共和黨的州長大砍預算並取消工會的集體談判權。

在獨裁國家如利比亞，政府以軍警大舉鎮壓、殺戮，或者如社會控制能力超強的中國，以嚴密的資訊掌控和優勢的軍警，不讓茉莉有開花的機會。在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政府以顛覆社會份子的「高規格」定義，對待示威遊行的大學生和教授，防暴車、直昇機、鎮暴騎馬警隊全數出動，如臨大敵。在全球各個角落，對政治參與和政治異議行動的鎮壓動作不斷，但無法真正阻止青年們要求民主自由和公義社會的吶喊與行動。

1980年代末，第二世界的蘇聯與東歐共產制度國家相繼崩解，美國資本主義陣營裡的一些理論家，歡呼著資本體制大獲全勝，「歷史已經終結」。但是20年來，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亞、非、拉美各地抗爭獨裁政府的集體行動沒有稍減，西方國家青年對抗經濟強國組織與跨國企業集團聯手宰制全球經濟、破壞環境的抵制行動，規模不斷壯大，周旋方式持續創新。資本主義幫襯者之「歷史終結論」的美好夢幻世界，從未出現過；歷史與行動，都在繼續發生中。

台灣的「不行動」文化

今日生活於台灣的不同世代，大體上仍遺傳著深入意識底層的「遠離政治、莫談國是」的文化基因，使在日本殖民台灣與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長期制約下、先後繼承下來的「不行動」文化，至今依然成為主宰多數台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狀態。今日年輕世代的集體不行動，直接傳承自他們被政治與歷史犧牲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那些被時代犧牲的、目前至少約50歲或45歲以上的人，老一輩都經歷過被殖民、被高壓統治的抑鬱與苦悶，或逃難流亡、三餐不濟的恐懼復困頓的歲月，中年一輩也直接在政治戒嚴、思想檢查、國家政治宣傳機器全面洗腦的記憶中成長。

這些中年以上的世代，絕大多數人是歷史經驗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面對政治，只能以不理性的情緒，和（被媒體與政客操弄後）以藍綠選邊概念，簡化地對待一切的政治問題，難以超越自己的經驗侷限。除了每晚如吸大麻似地、歇斯底里地抱著電視收看那些名嘴們夜夜翻騰台灣的民粹情緒，或定期地投一張選票。他們看待以行動參與政治或公共事務這件事，就只能剩下莫名的畏懼感，或冷漠與逃避的根深習性―—儘管台灣已經因為早期政治行動者的勇氣和集體努力，取得了運行已超過20年的民主機制。而這些不願或不敢行動的中年以上世代，也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庇護下，得以情緒激昂的為各自陣營搖旗吶喊。

我以「遺傳」這個詞來描述台灣社會至今仍存在的不行動文化，只是一個文化現象的描述，絕非意味這樣的文化是一種宿命，無可翻轉。相反的，對參與政治的恐懼或勇氣、不行動或行動，都不是生物性的遺傳特質，而是社會性的練習結果。我想強調，對政治參與和積極行動的恐懼，不是任何個人膽識的問題，而是時代情境、社會條件下的集體文化呈現。離開恐懼、展開行動，可以經由點滴的練習與實踐逐漸達到。我很確定這一點，乃由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行動者，其實原本「膽識」並不特別大；如果我們今日能夠從左右觀望、到小心翼翼地開始參與一些公共事務的集體行動、到對於行動這件事充滿信心與能量，那是許多做為典範的先行者的啟發與鼓舞，更是基於同儕行動者的相互勉勵而產生的力量。

時代在考驗著我們

在1950年代初，由兩蔣政權創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歌，頭兩句是「時代在考驗著我們，我們要創造時代」。當年的獨裁者們要青年「創造」的時代，是一個不問是非地擁護領袖與國家、參加欺妄之「反共計畫」以維護統治集團之獨裁正當性的時代。這兩句話在今日，離開「團歌」的意義脈絡，倒可以讓我們借來重新定義：現今這個時代，正以什麼在考驗著我們？我們究竟要創造怎樣的時代？雖然政治解嚴、民主文化在台灣粗具形式已經超過20年，但今日時代青年在政治上面臨的挑戰或考驗，恐怕會比過去時代裡的人更多，更複雜而困難。

除了或隱或顯地繼承自先前世代的不行動文化，新時代裡消解大多數年輕人成為行動者的因素，還有殺傷力極強大且全面的消費文化、八卦文化、與網路文化。但我並非教條地、泛道德地看待消費、八卦和網路。這些東西，尤其是網路，並非全然不需要或無意義。但是，當大多數年輕世代把主要的興趣、時間和精力，放在對飲食與服飾的資訊交換與實踐裡（例如，媒體資訊或個人網路平台裡，有多大的比例是在介紹、交換哪裡有好吃餐飲或保養用品之類的資訊；又如，台北師大路夜市在短短兩三年間，就讓原本性質多樣有趣的小店，全部轉換成單一販售服飾的商店或地攤），或對名人隱私醜聞的關注（壹傳媒在台灣的銷售冠軍，絕對包括了年輕世代閱聽群的「貢獻」），或拿著可以藉以積極創造新媒體文化、改變政治社會的網路工具，當做無止盡地閒聊、嘴炮以排遣寂寞的特效藥時，它們的破壞力，就不在於消費、八卦或網路本身，而在於當青年世代應該集體創造自己的新時代之時，他們原本擁有的青春和熱情，被這些東西所帶來的驚人的、巨大的消耗。

這類文化或生活方式，以一種相似的效果，都將絕大部分的人收編、套牢在某種怠惰的、不行動的、以至於犬儒的言行思維或身心狀態裡。這是新的時代對我們、特別對青年世代的嚴峻考驗。消費、八卦與網路，以前所未有、無可抵擋的吸引力，誘惑著那些已厭煩於成人主流社會裡那套藍綠政治或虛偽道德的年輕世代，成為一種方便的逃避，或自力救濟的方式。雖然我完全理解年輕世代對成人世界的種種厭惡、和渴望遁逃的需要，但我必須說，一切的逃避，不會有真正出口，而以那些方式虛擲自己的青春與熱情，其實嚴重低估了自己創造時代的潛力和可能。是這種自我低估和輕易放棄，我認為才是一種道德上的失落。

你不去干預政治，政治就來干預你

在一門與政治議題相關的課程裡，我常提醒青年學子，討論和參與政治的重要意義，在於「你不去干預政治，政治就來干預你」。台灣社會在開放了言論與政治行動的自由後，我們若不積極把握這樣的政治社會條件，將台灣打造成一個更為精彩的社會，實在對不起任何華人社會未曾出現過的這個最好的歷史條件。一位大陸學者分析中國今日城鄉差距的問題時，提出了一個令我震驚的看法。他認為，維持中國的城鄉貧富差距，有理由相信其實是中共政權極為高明的治理策略：唯有繼續讓農鄉地區貧窮、不發展，優秀的青年才會繼續匯集到城市裡唸書、工作，並且無法回到不能發展自己專才的家鄉。這樣，年輕的知識份子不回饋家鄉，難以快速拉高農村地區的知識水平，因此也難以產生農村地區人民的行動意識和能量；同時，留在都市裡的知識青年，在工作裡讓被釋放或交換的物質利益收編、馴服，並逐漸自我規訓著不再質疑統治階層的思想或行動。一個龐大而問題複雜、危機四伏的國家，對這麼多知識份子的集體社會控制，就如此有效的達成！

對照著中國這個令人沮喪、不寒而慄的政治現實，在一個擁有完全之言論與行動自由的台灣，我們如果不站在先行者為我們打開的民主之路上，繼續以各種方式的政治或文化行動，將這條坑洞仍然太多的粗糙道路建設得更好，那麼相對於情境極度困頓、卻仍有許多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中國知識份子，則浪費台灣民主社會條件、集體不行動的奢侈、怠惰或虛無，幾乎可說是一種「罪惡」了。這是我以如此嚴重的道德字眼，來描述在政治條件上異常幸福的在台灣的我們、竟還虛擲自己社會改造之優渥機會的原因。

許多有心行動的青年，會以功利式的算計，或失敗主義的心態，認為要打倒的敵人太強、要做制度性改造的恐龍太大，憑一人之力不可能有成效。這樣的說法，源於對集體行動經驗的匱乏，與想像力的貧困。華人統治者長久以來挫折集體行動的文化（例如過去的台灣與今日的中國），動輒稱集體的行動為「造反」，因此我們永遠處於散沙狀態，憑一人之力當然難有成效且易於夭折。然而，集體行動的力量非常強大無法輕侮，這常常是實踐之後可以深切建立的認識。此外，一個功利主義的社會，總習慣於要立竿見影；一個需要花時間與力氣投入的改變，許多人則望之卻步。

行動者是既有想像力又務實的

功利主義者或失敗主義者，我認為常缺乏想像力。行動者是有想像力的。他們並不天真的認為，文化積習或制度性的改變很容易，但他們樂於挑戰既定的規範，認為這個世界仍可以改變，即使非常緩慢或困難。資質優秀的青年知識階層，應該成為文化或政治的行動者，因為他們敢於想像一個新的可能世界，而且他們也擁有規劃這個新世界的創造能力。決心挑戰成規，其實是最有趣的事，也是最具創造性的事――藝術創作的核心精神，即在挑戰成規。另一方面，具理想主義情懷的行動者，並不浪漫化「行動」這件事；他們其實也是最務實的，因為他們深刻的看清楚了，持續行動乃是維護安定的唯一路徑。

即使在最高壓、最困頓的時刻，台灣社會也從來不缺乏行動者。歷史以來的不同世代，都有著各種領域裡的行動典範。這些年來，我看到不同世代的青年，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行動者和行動團體，令我敬佩，也給我很多的啟發。在政治上，從野百合學運到野草莓行動，從反水庫、反核電廠、反中科到反國光石化的各種組織與集體行動，二十年來年輕知識階層走出校園，以行動介入政治議題的熱情，未曾稍減，並且許多行動者在行動之後，將參與政治社會的熱情與能量，散佈在社會的各個領域，繼續栽植進步的種子。

在關注社會正義的行動上，從保護樂生療養院院民權益與院址歷史文化的長期努力，和對於勞動傷亡者權益、同志/性工作者人權、政治受難者人權的爭取，以及對東南亞移工、外籍配偶、都市遊民等等之處境的長期關切和支援，這裡面的核心行動者，都是不同世代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之中，不少人十數年或數十年如一日的貼近這些被主流社會之錯誤政策與傲慢價值犧牲的各種弱勢、邊緣或隱形的族群，為他們起碼的權利奮鬥。

在文化事務上，近二十年來批判的媒體傳播學界青年，先後投入媒體改造的行動裡，鍥而不舍地面對台灣頑強反動的媒體與存心失職的藍綠政府，進行論述、遊說和各類公民行動的長期抗戰；而各地方的文化藝術團體與文史工作室，有著愈來愈多的知識青年決定返鄉，加入再造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行列。在《立報》、《破報》、或幾個進步的網路公共討論平台上，我看到年輕一代的學者，或者正在唸研究所的碩博士生，他們的論述與批判力、理論深度、或眼界之開闊，整體來看我以為早已超越過往的任何世代。

期待於台灣的進步青年們

僅僅是依我對今日青年世代有限的觀察或接觸，已經讓我相當有信心的認為，台灣的明日社會，可以是前所未見的精彩，值得期待。然而，以台灣新世代資質普遍之好，條件之充沛，我總覺得我們的進步青年與政治/文化行動者，數量應該更多才對。若更多人介入政治社會和文化行動，台灣社會的進步速度或幅度，將可令人大大敬畏。台灣今日的知識青年，應該重新跟積極於改造政治社會的世界各地的進步青年串連起來，離開洩氣的、自憐或自戀的、虛無怠惰的、看著自己肚臍眼的島嶼格局，把視線拉開，放到進步意義的國際地圖上，重新審視我們做為台灣公民與世界公民的位置和可能，究竟在哪裡。

台灣因為長期沒有國際上的位置或身份，加上島內政媒複合體不斷折騰國族主義情緒，使台灣人民陷在集體自卑復內耗的心理狀態中，持續浪費著時間與生命。台灣理性、優質的知識青年，是超越這種困境與極度荒謬的時候了。台灣被國際認可與尊敬的條件，不在於那些自欺自慰的邦交國數目，而是這個目前唯一可以大步向前的華人社會，進步與獨特的程度能夠到多大。

如果我們發揮想像力與行動力，將台灣社會的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媒體建設，打造出一個具有真正進步內容的高度，讓我們的自信與驕傲從這裡結實的長出來，而不只是一些零星的、自我得意的所謂「台灣之光」或「軟實力」，則台灣人或許可以逐漸走出國族主義的陰影、和不被他人重視的失落，進而展現出台灣人做為進步之世界公民的品質和氣度。如此，台灣社會讓人敬畏的品質和文化內容，就會是我們國家的「硬實力」了。如果更多的知識青年，投入政治和文化行動，並創造一個行動的文化，台灣社會的美好明日與台灣人民的內在自信，將不會只是個夢想。